马伯乐第一章

  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只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

  全船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到了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从别的地方逃到上海来,也没有人从上海逃到别处去。一切都是安安详详的,法租界、英租界、外滩码头,都是和平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混乱,外滩的高壮的大楼,还是好好地很威严地在那儿站着,电车和高楼汽车交交叉叉地仍旧是很安详地来往着。电车的铃子还叮叮地响着。行人道上女人们有的撑着洋伞,有的拿着闪光的皮夹子,悠悠然地走着,也都穿着很讲究的衣裳和很漂亮的鞋子,鞋子多半是通着孔的,而女人们又不喜欢穿袜子,所以一个一个地看上去都很凉爽的样子。尤其是高楼汽车上,所坐着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都穿着透纱的衣裳,水黄的,淡青,米色的,都穿得那么薄,都是轻飘飘的,看去风凉极了,就是在七月里,怕是她们也要冷的样子。临街的店铺的饰窗,繁华得不得了。小的店铺,门前还唱着话匣子。还有那些售卖航空奖券的小铺子,铺前站着满满的人,也唱着话匣子,那是唱着些刺激人、乱吼乱叫的调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那些人徘徊在店铺前边想要买一张又怕得不到彩,白白地扔了一块钱。想要不买,又觉得说不定会得到头彩,二彩,三彩,……不仅仅这些,还有许多副彩,或是末尾的两个号码相符,也可得到三十五十、三元二元。最低限度还有一个一元的。一元的机会最多,买了还是买了吧,得不到头彩,得到一个一元的也还够本。假若是得到个二彩三彩,那还了得,富翁立刻就做上了,买上汽车,家里用上七八个仆人,留声机,无线电……头彩虽然不容易得,但是回回头彩是必定出的,这头彩出在谁人头上,谁是把它定下了的?没有人定呀,谁买了彩票,谁就有机会,一块钱就存心当它是丢了,要买就决心买吧。所以娘姨们,拉车的车夫,小商人,白相人,游散杂人……不分等级地都站在彩票店的门前,在心里算来算去,往那挂得粉红红的一排一排的彩票上看来看去,看看哪一张能够得头彩。好像他们看得出来,哪一张要得头彩的样子。看准了他们就开口了,说:“我要这张。”指着那挂得成排的彩票,他们把手伸出去,卖彩票的人,拿过一联来,一联就是十张二十张,或者是三张二张联在一起的,好像在邮局里的邮票一样,是一排一排的,一大张一大张的。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到邮局里去买邮票的人他指定要这张,或者是要那张,交过去五分钱,邮局的人就给一张五分的票子,交过一分就给一张一分的票子,假若有人要加以挑选,邮局的人岂不要把他大骂一顿。但是买航空奖券则不同,随便你挑来挑去,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买票子的人,在那一大张上看了半天,都不合意。于是说:“不要这排,要那排。”卖票子的人就去换了一大排来,这一大排和那一大排也差不多,也完全一样,于是那买的人就眼花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有了主意,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非下最后的决心不可。于是就下了最后的决心,随便在那看花眼了的一大排上,指定了一张,别人看了以为他是真正看出点道理来才选了这张的。其实不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将来是悲是喜。不过眼睛看花了,头脑也想乱了,没有办法才随便撕下来这张的。还有的,撕下来他又不要了,他看看好像另外的一张比这张更好,另外的一张大概会得头彩,而他这张也不过得个三彩的样子。他自己觉得是这样,于是他赶快又另换了一张,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就给他另换了一张,还有的几次三番地换,卖票的也都随他们的便。有的在那里挤挤擦擦地研究了一会,拿到面前用手摸了半天。摸完了,看完他又不买。他又退到旁边看着别人买。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上来很勇敢地买了一张去,另外的人也上来各人买了一张去,那站在旁边在看着别人买的人也上来买了一张去。好像买彩票的人,是趁着风气而买。大概是他们看出第一个很爽快地买这一联彩票的人,是个会发财的样子,跟着发财的人的后边,说不定自己也就会发财的,但是这些爽快买了就去的人是不常有的。多半的要研究,还有的研究完了,却并不买,也不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买,而是回家去了,回家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他们买一张航空奖券,好像出钱来买匹小驴或小马那样,要研究这小驴是瘦的是胖的,又是多大的牙口,该算一算,过几年,它该生几个小驴子。又好像男的在那选择未婚妻,女的在那里选择丈夫。选择丈夫也没有如此困难的左看右看,百般地看,而看不出好坏来。这一大堆航空奖券哪个是头彩。越看越看不明白,一点现象也没有,通通是一样,一大张一大排的都是一样,都是浅红色的,上边都印着完全一模一样的字。一千张,一万张,哪怕是十万张,也都是一样。哪管是发现了几张或是比其余的稍微深了一点或是浅了一点,让人选择起来也有个目标,将来得不得彩的不管,总算在选择上比较省点力气。但是印航空奖券的印刷所也许是没有想到他们选择困难这一层,颜色却调得一模一样,似乎不是人工造的,而是天生就生成了这么一模一样。这是一般人,或者穷人买航空奖券的样子。有钱的人也买,但多半是不十分选择的,也不十分看重的样子。一买就是十块钱二十块钱,或是百八十块钱地买,好像买香烟或别的日常用品一样,不管回到家对这彩票仍旧是不加重视的扔在一边,或是把号码记在日记册上,或是更记在什么秘密的地方,日夜地等着开彩都不管,就只说买的时候到底是直爽的。街上不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是热闹的,就是一切店铺也都很热闹。虽然热闹但是并不混乱,并不慌忙,而是安安详详的,平平稳稳的,绝对没有逃难的形色。

  坐着马伯乐的大船,进了口了,靠了岸了。马伯乐是高高地站在桅杆的下边。岸上挤满了接船的人。他明明知道没人来接他,因为他上船的时候并没打电报给上海的朋友。但是他想:

  “万一要有呢?”

  所以他往岸上不住地寻视,直等到下船的人都下完了,接船的人也都走了,他才回到三等舱里,拿起他那张唯一带来的毯子,下船来了。

  走在街上,他觉得有点不对,一切都是平常的态度,对于他,这从青岛逃来的人,似乎没有人知晓。他走过了外滩,走过了南京路,他穿的是很厚的衣裳,衬衫也黑了,皮鞋也没有上油,脸上的胡子也几天没有一刮了,所以脸色是黑黝黝的。

  高楼汽车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往上看了一眼,看到那些太太小姐们,穿得都那么凉爽。

  “怎么,她们还不知道吗?卢沟桥都打起来啦!”

  他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们都不知道青岛也快危险了。

  他坐了电车经过先施公司、冠生园、大新公司的前边,那里边外边都是热热闹闹的,一点也没有逃难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太太平平的,人们是稳稳当当的。

  当马伯乐看到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里边是红纸装饰得红堂堂的,里边外边都挂了红招牌,上边写着上次开奖,头奖就是他这个店铺卖出去的,请要发财的人快来买吧。马伯乐一看,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日本人都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大概是到了很悲观的时候,于是很悲悯地想着: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是没有聪明,你们不是不想要过好的生活,过安定的生活,看你们都聚在一起,很忠实地买航空奖券的样子,可见你们对于发财的心是多么切。可是小日本就快上来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你们将要不知不觉地,破马张飞地乱逃,到那时候,你们将要哭叫连天,将要失妻散子。到那时候,天昏地暗了,手忙脚乱了,你们还不快快去做一个准备,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马伯乐就带着这种心情到了上海。不久就在上海租房子住下了。

  这回他租的房子,可与开书店那次所租的房子相差太远了。不能比了。一开门进去,满屋子都是大蒜的气味。马伯乐说: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过日子,也不是做生意。”

  所以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他的屋子是暗无天日的,是在楼下梯口的一旁。这座房子组织得很奇怪。不但是马伯乐的房子没有窗子,所有楼下的房子也都没有窗子。

  马伯乐租房子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缺点,正因这有这个缺点,他才租了它。他懂得没光线眼睛是要坏的,关起门来没有空气,人可怎么能够受得了,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大缺点,房租才会便宜的。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马伯乐想,逃难的时候,就得做逃难的打算,省钱第一,别的谈不到。

  所以对这黑洞洞的房子,他一点也不觉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

  一天到晚是非开电灯不可的,那屋子可说是暗无天日的了,一天到晚,天暗地黑,刮风下雨也都不能够晓得,哪怕外边打了雷,坐在屋子里的马伯乐也受不到轰震。街上的汽车和一切杂音,坐在这屋子里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世界是不会发声音的了,世界是个哑巴了。有时候,弄堂里淘气的孩子,拿了皮球向着墙上丢打着。这时候马伯乐在屋里听到墙壁啪啪地响,那声音好像从几百里之外传来的,好像儿童时代丢了一块石子到井里去,而后把耳朵贴在井口上所听到的那样,实在是深远得不得了。有时弄堂里的孩子们拿了一根棍子从马伯乐的墙边划过去,那时他听到的不是啪啪的而是刷刷的,咯拉咯拉的……这是从哪来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马伯乐用力辨别也辨别不出来,只感到这声音是发在无限之远。总之马伯乐这屋子静得似乎全世界都哑了,又好像住在深渊里边一样,又黑又静,一天到晚都开着电灯。就是夜里睡觉,马伯乐也把灯开着,一则开灯是不花钱的,他想开着也就算了;二则关起灯来,也不大好,黑得有点怕人。

  有一天夜里,是马伯乐失眠之夜,他看着墙上有一点小东西发亮,不但发亮,而且还会浮浮游游地动,好像有风吹着似的,他忙去开灯看看,一开灯什么也没有。他又关了灯再睡,那小亮东西,又看见了。和先前一样,是浮浮游游的。他开了灯,到墙上去找了半天,没能找到什么,过后一想他知道那是萤火虫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从那时起就永远开着灯睡觉。若关了灯,也不是不能睡,不过,觉得有点空洞,有点深远,而且夜里开灯房东又不加钱的,所以就开着睡。

  所以马伯乐过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黑夜,但他自己不那么以为着,他以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白昼,亮通通的,电灯好像小太阳似的照着他。

  他以为这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逃难的时候,你若不俭省还行吗?”他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个念头。

  他为了俭省,他不到外边去吃,饭馆的饭无论怎样便宜,也没有自己动手在家里做更便宜。

  他买了炭炉、小铁锅、锅铲之类,就开了伙了,开初是在厨房里做,过几天,他发现油也有人偷着用;酱油摆在那里,头一天还是半瓶,第二天就剩小半瓶了;炭也似乎有人拿着用,不然用不了这么快。因为上海的厨房是公用的,公用的厨房人家多,自然靠不住。恰巧有一回他真正看见了,房东的娘姨倒了他的油,炒鸡蛋。

  于是他就把炉子搬到自己屋里来了,就在床头上开了伙,油、盐、醋、酱油……桌子底下、床底下,都摆满了瓶子、瓶子,罐子、罐子。四五天之前炒的辣椒酱放茶杯中忘记了,马伯乐拿在手里一看,都生了绿茸茸的毛了。拿到鼻子上一嗅,发着一种怪味。他想这实在可惜的,可吃又吃不得,他看了半天,很可惜的,用筷子把它挖出来,挖在一张破报纸上丢掉了。那个被挖出辣椒酱来的杯子,没有去洗,就装上辣椒油了。在灯光之下,也看不见这杯子是不大干净的,因为是用揩布过了的。揩过了的,也就算了,将来逃起难来,还不如现在呢!

  所以马伯乐烧饭的小白锅,永久不用洗,午饭吃完了,把锅盖一盖,到晚上做饭的时候,把锅子拿过来,用锅铲嘁喳咔喳地刮了一阵,刮完了就倒上新米,又做饭去了。第二天晌午做饭时也是照样地刮。锅子外边,就更省事了,他连刮也不刮,一任其自然。所以每次烧饭的白沫,越积越厚,致使锅子慢慢地大起来了。

  马伯乐的筷子越用越细,他切菜的那块板越用越簿,因为他都不去洗,而一律刮之的缘故。小铁锅也是越刮越簿,不过里边簿,外边厚,看不出来就是了。而真正无增无减的要算吃饭的饭碗。虽然也每天同样地刮,可到底没能看出什么或大或小的现象来,仍和买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还在保持原状。

  其余的,不但吃饭的用具,就连枕头、被子、鞋袜,也都变了样。因为不管什么他都不用水洗,一律用刮的办法。久了,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袜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木片刮。天下了雨,进屋时他就拿小木片刮,就把鞋边上的泥刮干净了。天一晴,看着鞋子又不十分干净,于是用木片再刮一回。自然久不刷油,只是刮,黑皮鞋就有点像挂着白霜似的,一块块地在鞋上起了云彩。这个马伯乐并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他走在街上仍是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并没有因此而生起一些些羞怯的感觉。却往往看了那些皮鞋湛亮的,头发闪着油光的而油然地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往往心里向他们说:

  “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非他妈的……”

  马伯乐心里恨极了,他恨自己不是当前的官员,若是的话,他立刻下令是凡穿亮皮鞋的,都得抓到巡捕房。这是什么时候,小日本就要上来了,你们还他妈的,还一点也不觉得。

  “我看你们麻木不仁了。”

  马伯乐不大愿意上街,一上街看了他就生气。

  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着走着,他的帽子忽然被人抓着跑了。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开书店时的那个会计,也就是他在上海××大学旁听时的同学。

  这个人,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满脸青灰,好像一个吸鸦片的人。其实是由于胃病所致,那人是又瘦又干。

  马伯乐既然看出来的是他,就想说:

  “你拿去我的帽子干什么呢!”

  他的脸都气红了,在大街上开玩笑也不好这样开的,让人看了什么样子。

  等他和那人握了手之后。话就没有如此说而是:

  “现在你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一年干什么?胃病还没有好哇!”

  那人也就和他说了一大套,临走才把帽子交给了马伯乐。

  马伯乐一细看:

  “唔!”

  帽子上有一个洞洞。

  “这是谁干的事?这是怎么来的!”

  马伯乐正在研究着,他的朋友说一声:

  “老马,你的帽子可以换一个了。你是不戴帽子的,一年不见,却戴起帽子来了。我看走路的样子是你,我就给你摘下帽子来瞧瞧。”

  说完了,他就走了。

  马伯乐想,这小子,这不是和我开玩笑吗?他妈的!一路上他研究着帽子到底是怎么出的洞,没有研究出来,等到家里,才明白了。他生起火炉烧饭时,用扇子扇着火,火花往四边飞,飞到他自己的手上,把手给烧了一个小黑点。因为手是活的,烧得热辣辣地痛,他把手上的火星立刻打掉了,所以没有烧了多大一片,而只是米粒那么大一点。马伯乐立刻明白了,帽子的洞是火烧的。他赶快去看看,枕头和被子烧着没有,因为在电灯底下,虽然说是很亮了,但到底看得不怎样清楚。似乎是并没有烧着,但是他很疑心,他想想那说不定。所以他把炉口转了一个方向,仍是用扇子扇着,使那火花撞到墙上去,再从墙上折回来落到别处去。这个马伯乐就看不见了,他很放心地用力扇着火。火星从墙上折回来,竟或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脸上,但这个不要紧,这是从墙上折回来的了,不是直接的了。

  马伯乐一天到晚都是很闲,惟有吃饭的时候最忙,他几乎脱了全身的衣裳,他非常卖力气,满身流着汗,从脚到头,从头到脚。他只穿着小短裤和背心,脚下拖着木头板鞋。

  但他一天只忙这么两阵,其余的时间都是闲的。

  闲下来他就修理着自己的袜子、鞋或是西服。袜底穿硬了,他就用指甲刮着,用手揉着,一直揉到发软的程度为止。西服裤子沾上了饭粒时,他也是用指甲去刮。只有鞋子不用指甲,而是用木片刮,其余多半都是用指甲的。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眼睛迷了眼毛进去,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时,马伯乐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里抱着乱搔刮一阵。若是耳朵发痒了,大概可没办法了,指甲伸又伸不进去,在外边刮又没有用处,他一着急,也到底在耳朵外边刮了一阵。

  马伯乐很久没有洗澡了,到洗澡堂子去洗澡不十分卫生。在家里洗,这房子又没有这设备。反正省钱第一,用毛巾擦一擦也就算了。何况马伯乐又最容易出汗。一天烧饭两次,出大汗两次。汗不就是水吗?用毛巾把汗一擦不就等于洗了澡吗?

  “洗澡不也是用水吗?汗不就是水变的吗?”

  马伯乐擦完了觉得很凉爽,很舒适,无异于每天洗两次澡的人。

  他就是闲着在床上躺着,他也不收拾屋子,满地蒜皮,一开门,大蒜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很喜欢吃葱或是蒜,而且是生吃,吃完了也不放放空气。关起门来就上街了。那锁在屋子里的混沌沌的气味,是昼夜地伴着他的。

  他多半是闻不到的,就是闻到了,也不足为奇。省钱第一,其余的都次之。他对他的环境都十分满意,就是偶尔不满意一点,一想也就满意了: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

  他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必须踢倒了油瓶子或是盐罐子,因为他的瓶子、罐子、盆碗是满地扔着,又加上从外回来立刻进了这混沌沌的屋子,眼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但是马伯乐对于他自己踢倒了瓶子这件事,他并不烦躁。虽然不止一次,差不多常常踢倒的。踢倒了他就弯下腰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他也不把它规整一下,仍是满地扔着。第二天,他又照样地踢倒,照样地扶。

  一切他都说:

  “逃难了,逃难了。”

  他每天早晨提着筐子,像女人似的到小菜场去买菜,在那里讲价还价。买完了三个铜板的黄豆芽,他又向那卖黄豆芽的筐子里抓上了一把。这一抓没有抓得很多的,只抓上十几棵。他想多一棵就比少一棵强。

  “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逃难呀!”

  买鱼的时候,过完了秤,讲好了价,他又非要换一条大的不可。其实大不了好多,他为着这条差不多大的鱼,打了一大通官话,争讲了好半天。买菠菜,买葱子也要自己伸出手多抢几棵。只有买豆腐,是又不能抢,又不能说再换一块大的。因为豆腐是一律一般大,差不多和邮票一样,一排一排的都是一般大。马伯乐安然地等在那里,凭着卖豆腐的给哪一块就是哪一块。

  他到油盐店去买油,他记得住上一次半斤油是装到瓶子的哪一段。因为那汽水瓶子上贴着一块商标,半斤油恰恰是齐到商标那里,若是多了,那就是白捡了,若是少了,那就证明不够分量。

  “不够分量就应该去跟他争呀。”

  本来马伯乐提着油瓶子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越想越不对:

  “真他妈的中国人,少了分量为什么不去找他?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

  回到那店铺,吵嚷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

  马伯乐的眼睛是很聪明的,他一看若想加油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也就提着瓶子回来了。气得他两眼发青,两肩向前扣着,背驼着。开了锁,一进门就撞倒了几个瓶子。

  他生起气来,脾气也是很大的,在某种场合让他牺牲了性命也是可以的。小的时候他和人家打架,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块手表,怕把手表打碎了,就单用右手打,而把左手高高地举起。结果鼻子被人家打流了血,哪怕是再比这更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不在乎。

  “流点血,不要紧。手表打碎了,父亲能再给买了吗?”

  从小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知道钱是中用的,从父亲那里拿到钱是多么困难,他是永久也不会忘记的。

  马伯乐虽然在气头上,一看瓶子、罐子倒了,他过去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扶起来。并且看看酱油或醋之类洒了没有。这是钱买来的呀!这不是闹笑话。看看没有洒,他放了心,又接着生他的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呵!逃难不节省行吗?不节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气了半天不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买的就不是半斤油,买的是五分钱的油。他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他的脑子里天天戒备着,好像消防队里边的人,夜里穿着衣裳睡觉,警笛一发,跳上了水车就跑。马伯乐虽然不能做到如此,但若一旦事变,大概总可逃在万人之先。也或者事未变,而他就先逃了也说不定。他从青岛来到上海,就是事未变而他先逃的。

  马伯乐感到曲高和寡,他这个日本人必要打来的学说,没有人相信。他从家出来时要求他太太一同出来,太太没有同意,而且说他:

  “笑话。”

  近年来马伯乐更感到孤单了,简直没有和他同调的。

  “日本人还会打到上海的吗?真是笑话。”

  马伯乐到处听到这样的反应。他不提到逃难便罢,一提到,必要遭到反感,竟或人家不反感他,也就冷落着他。对于马伯乐所说的“就要逃难了”这句话,是毫不足奇的,好像并非听见;就是听见了,也像听一句普通的话那样,像过耳风那样,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算了。绝对没有人打听,逃到哪里去,小日本什么时候打来。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问马伯乐一次,问他是怎么晓得的日本人必打到上海。

  马伯乐虽然天天说逃,但他也不知道将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小日本从什么地方打来,什么时候打来,他也不十分知道。不过他感觉着是快的。

  他的家是在青岛。有一年夏天,青岛的海上来了八十多只日本军舰。马伯乐看了,那时候就害怕极了。在前海沿一直排列过来,八十多只军舰,有好几路的样子。全青岛的人没有不哄着这件事的。人们都知道,那次军舰来而不是来打中国,是日本的军舰出来玩的,或是出来演习的。可是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报,他们听着传说,把“演习”两个字读成“练习”。

  所以传说着,日本海军不得了,到中国地方来练习来了。所以街街巷巷,这几天都谈论着青岛海上的八十多只军舰。

  拉洋车的,卖豆腐的,开茶馆的……都指指画画地指着海上那大鲸鱼似的东西,他们说,日本人练习,为什么不在日本练习,为什么到中国地方来练习?

  “这不是对着我们中国人,是对着谁?”

  “看那大炮口,那不都笔直地对着我们的中山路吗?”

  而且全青岛因为上来了很多海军而变了样。妓女们欢欢乐乐地看见那长得很小的海军,就加以招呼。安南妓女,法国妓女,高丽……说着各种语言的都有,而且她们穿了不同国度的衣裳,徘徊在海边上,欢笑的声音,使海水都翻了花了。海涨潮时,那探进海去的两里路长的栈桥,被浪水刮刮地冲洗上来了。栈桥上的游人,都跑下来了。海水打在妓女的脚上来了,妓女们高声地大笑着。她们说着各种言语,觉得十分好玩。那些长得很小的水兵,若是看一看她们,或是撞一撞她们,她们就更笑起来,笑得有点奇怪,好像谁的声音最大,谁就是最幸福的人似的。一直到她们之中有的被水兵带走了,她们才停下来。可是那被水兵带上了岸的,仍旧是要欢笑下去,将要使满街都充满了她们的笑声。

  同时有些住宅的墙上,挂出牌子或是贴出了纸贴,上边写着欢迎他们的皇军到他家里去做客。是凡住在青岛的日本人家都贴了招贴,像是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要拍卖的那样,这真是世界上顶伟大,顶特殊,顶新鲜的事情。

  大概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伯乐是见过了的,而且是亲眼所见。

  数日之内,是凡日本人家里,都有帽子后边飘着两个黑带的水上英雄到他们家去做客。三个一串,两人一伙,也有四五个水兵一齐到一个家庭里去的。说也奇怪,本来客人与主人,在这之前是一次也未见过,可是他们相见之下却很融洽,和老友又重新会到了似的。主妇陪着吃酒。不管怎样年轻的主妇也要坐在一起陪着吃酒。其实是越年轻越好,因为水兵就是喜欢年轻的妇人的,像对于海边上那些说着各种言语的女子一样喜欢。越是年轻就越打闹的热闹。水兵盘着腿坐在日本式的小平桌前,主妇跪在旁边,毕恭毕敬地,像是她在奉陪着长辈的亲属似的。水兵们也像客人的样子,吃着菜,喝着酒,也许彼此谈上些家常,也许彼此询问着生活好否。

  马伯乐的隔邻就是个日本家庭。因为马伯乐是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看着,里边那水兵就闹起来了,喝醉了似的,把陪着吃酒的主妇拉过去,横在他的怀里,而后用手撕着她的衣裳。

  马伯乐一看,这太不成个样子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他刚一骂出口来,他一想不对,他骂的不是中国人,于是他就改为:

  “真他妈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

  他跑去把太太喊来,让太太看看,果然太太看了很生气,立刻就把窗帘放下了。

  这真是出奇的事情,不但一天,第二天仍是照旧地办。

  马伯乐在报纸上看过了的,日本招待他们的皇军是奉着国家的命令而招待的,并不是每个水兵自己选定要到某个家庭去,而是由上边派下来的。做主人的也同样没有自由,在客人到来之前一分钟,他也不晓得他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是个什么样子。主人和客人,两边都是被天皇派的。

  第二天,马伯乐又从窗子望着五六丈之外的日本人家。果然不一会水兵就来了。那位日本太太换了和昨天不同颜色的衣裳。本来平常马伯乐就常往那日本人家里看。那男主人也许是刚结了婚不久的,和太太打闹得非常热闹。马伯乐常常看到这景象的,而且又是隔着很远看的,有些模糊朦胧的感觉,好像看戏差不多,看戏若买了后排的票子,也是把台上的人看得很小的。马伯乐虽然愿意看,也不愿意看得太真切,看了太真切,往往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五六丈之远是正好,再远也就看不见了。

  这一天,当那水兵一进来的时候,马伯乐就心里说:

  “等一会看吧,我看做丈夫的可怎么能够看得了。”

  他这话是指着水兵和那女人打闹的时候而说的。说完了他就站在那儿,好像要看一台戏似的在那儿等着。看了好半天,都没有什么好看的,不外进菜进酒,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些极普通的姿势。好容易才看到开始有趣,马伯乐眼看那太太被水兵拉过去了。他觉得这回有希望了,可是水兵站起把窗帘也就撂下来了。

  马伯乐没有看到尽头。

  可是那八十多只军舰一走,马伯乐当时明白了,他说:

  “日本能够不打中国吗?日本这八十多只军舰是干什么用的?不是给中国预备的是给谁预备的?”

  马伯乐从那一回起。就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的。

  可是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候打,他是不知道的,总之,他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因为他不但看到日本军舰跑,而且看到了日本人的军民合作。

  日本家庭招待海军,他称之为军民合作。

  “军民合作干什么?”

  “打中国。”

  他自己回答着。

  现在,马伯乐来到上海。在上海准备着再逃。可是卢沟桥的事情,还是在北方闹,不但不能打到上海来,就连青岛也没打到呀!

  他每逢到朋友地方去宣传,朋友就说:

  “老马,你太神经质了,你快收拾收拾行李回青岛算了吧,你看你在这住那么黑的屋子,你不是活受罪吗?你说青岛危险,难道全青岛的人,人家的命都不算命了吗?只就你一个人怕,人家都不怕吗?你还是买个船票回去吧!”

  马伯乐的眼睛直直地望过去,他的心里恨极了,不是恨那人跟他不同的调,而是恨那人连一点民族国家的思想都没有。

  “这算完,中国人都像你这个样,中国非非……非他妈的……”

  他虽然是没有说出来,他心里想中国是没有好了。

  “中国尽这样的人还行吗?”

  他想中国人是一点国家民族的思想也没有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做个准备呀!

  马伯乐不常到朋友地方去,去了就要生气。有一次朋友太太从街上给孩子买了一个毛猴子来让他遇见了。他拿在手里边,他说:

  “还买这玩艺儿做什么呢?逃起难来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心里十分憎恨,手下就没有留心,一下子把猴子的耳朵给拉掉一个。

  那朋友的孩子,拿在手里一看,猴子剩了一个耳朵,就大哭起来。

  马伯乐觉得不好了,非逃不可了,下楼就跑了,跑到街上心还是跳的,胸里边好像打着小鼓似的怦怦的。

  所以他不大愿意到朋友的地方去,一去了就要生气。

  马伯乐很孤独,很单调。屋子里又黑又热,又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也听不见。到街上去走,街上那又繁华又太平的景象,对于日本人就要来的准备一点没有,他又实在看不惯,一到了街上,于是繁华的,太平的,一点什么事没有发生,像是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样子。这很使马伯乐生气。

  大世界、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一到夜晚,那彩虹的灯,直到半天空去,辉煌地把天空都弄亮了。南京路、爱多亚路、四马路、霞飞路,都亮得和白昼似的。电影院门口的人拥来拥去,非常之多,街上跑着小汽车,公共汽车,电车,人力车,脚踏车……各种车响着各种喇叭和铃子,走在街上使人昏头昏脑,若想过一条横道,就像射箭那样,得赶快地跑过去,若稍一慢了一点,就有被车子轧着的危险。尤其是南京路,人们就在电车和汽车的夹缝中穿来穿去,好像住在上海的人都练过马戏团似的,都非常灵敏,看了使人害怕,先施公司旁边那路口上的指挥巡捕,竟在马路的中央修起了台子。印度巡捕又黑又大,满脸都是胡子,他站在台子顶上往下指挥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无数的车,无数的人都听他的号令。那印度巡捕吹着口笛,开关着红绿灯,摆着手,他让那一方面的车子通过,绿灯一开即可通过。他让谁停下,他就把红灯一开,就必得停下的,千人百人在他的脚下经过,那印度人威武得和大将军似的。

  南京路上的夜晚,人多到一个挤着一个,马伯乐吃过了晚饭偶尔到南京路去走一趟。他没有目的,他不打算买什么,也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过去闲逛了一趟,因为一个人整天呆着,也太寂寞了。

  虽然马伯乐是抱着逃难的宗旨,也并不以为寂寞,但寂寞是很客观地在袭击着他。若只是为着逃难,马伯乐再比这吃了更大的苦,他也抱了决心去忍耐,他不会说一句叫苦的话的。

  现在马伯乐所苦的只有他的思想不能够流传,只有他的主义没有人相信。这实在是最大的痛苦,人类的愚昧何时能止,每每马伯乐向人宣传日本人就要打来,没有人接受的时候,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动地激发出一种悲悯的情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的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

  马伯乐在南京路上一边走着一边骂着,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因为任何东西都还保持着常态,都还一点也没有要变的现象。

  马伯乐气愤极了,本来觉得先施公司的衬衫很便宜,竟有八九角钱一件的,虽然不好,若买一件将来逃难穿,也还要得;但是一生气就没有买,他想:

  “买这个做什么,逃起难来……还穿衣裳吗!”

  马伯乐的眼前飞了一阵金花,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电灯晃的。正这之间,旁边来了一个卖荸荠的,削了皮白生生地,用竹签穿着。马伯乐觉得喉里很干,三个铜元一串,他想买一串拿在手吃着,可是他一想,他是在逃难,逃难的时候,省钱第一,于是他没有买。卖荸荠的孩子仍在他的旁边站着不走,他竟用眼睛狠狠瞪了他一眼,并且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想,既然是不买,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他看他是一个孩子,比他小得多,他就伸出脚来往一边踢着他。

  这之间,走来一个外国人,马伯乐的鞋后跟让他踩了一下。他刚想开口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

  回头一看,是个外国人,虽然是他的鞋子被人家踏掉了,而不是踏掉了人家的鞋子因为那是外国人,于是连忙就说:

  “Sorry,sorry!”

  那外国人直着脖子走过去了,连理也没有理他,马伯乐一看那外国人又比他高,又比他大,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让他去了。

  马伯乐并不是看得起外国人,而是他没有办法。

  最后马伯乐看到了一家卖航空奖券的店铺。

  那店铺红堂堂的,简直像过年了。贴着红纸的招牌,挂着红纸的幌子。呵呀,好热闹呵!

  马伯乐一看:“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这次骂中国时,骂得尤其愤怒。他的眼睛几乎冒了火,他的手几乎是发了抖,原因是不但全个的上海一点将要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们反而都在准备着发财,

  “国家,民族都没有了,我看你们发财吧!”马伯乐一句话也没有再多说,就从南京路上回来了。

  一进门,照旧是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照旧地呼吸着满屋大蒜的气味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一醒来,觉得实在有点不妙了,遭殃了,坏事了。

  日本人怎么还不打到青岛?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会出来的,太太不来,不是没有人带钱来吗。马伯乐从口袋里只能拿出十块钱来了,再多一块也没有了,把所有的零钱和铜板凑到一起,也不到一块。

  马伯乐忧愁起来。

  “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愣想不到打得这样慢……”他很绝望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他想:

  “假若日本人若再……若再……不用多,若再二十天再打不到青岛,可就完了。现在还有十块钱,到那时候可就完了。”

  马伯乐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也都用光了。

  原来他的计划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礼拜之内,日本人打到青岛,三四个礼拜打到上海。前边说过,马伯乐是不能够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在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自卢沟桥事变,他才微微有了点自信。也不能够说是自信,不过他偷偷地猜度着罢了。

  到了现在,差不多快一个月了,青岛一点动静也没有,上海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相信他是猜错了。日本人或者是要从卢沟桥往北打下去,往西打下去,往中国的中原打下来,而偏偏不打青岛,也不打上海。这也是说不定的。

  马伯乐在地上走着走着,又踢倒子几个瓶子、罐子。照例地把它们又扶了起来。

  日本人若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能来上海的。太太不来上海,钱花完了可怎么办?马伯乐离开青岛时,在他看来,青岛也就是旦夕的事情,所以他预料着太太很快就来到上海的,太太一来,必是带着钱的。他就有办法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又得回家了。”

  他一想到回家,他的头脑里边像有小箭刺着似的那么疼痛。再回到家里将沦到更屈辱的地位。

  父亲,太太、小雅格,都将对他什么样子,将要不可想象了。从此一生也就要完了,再不能翻身了。

  马伯乐悲哀起来了。

  从此马伯乐哀伤地常常想起过去他所读过的那些诗来,零零杂杂地在脑里翻腾着。

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闲……


白云深处老僧多……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苹吹尽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也与晚风相对愁。


钓罢归来不系船……


一念忽回腔子里,依然瘦骨依匡床……


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


桃花依旧笑春风……


浮生若大梦……


万方多难此登临……


醉里乾坤大……


人生到处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马伯乐悲哀过甚时,竟躺在床上,饭也懒得烧了,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他的袜子穿破了,他的头发长长了,他的衣裳穿脏了。要买的不能买,要洗的不能洗。洗了就没有穿的了,因为他只从家中穿出一件衬衣。所以马伯乐弄成个流落无家人的样子,好像个失业者,好像个大病初愈者。

  他的脸是苍黄色的,他的头发养得很长,他的西装裤子煎蛋炒饭的时候弄了许多油点。他的衬衫不打领结,两个袖子卷得高高的,所以露出来了两只从来也没有用过力量的瘦骨伶仃的胳臂来。那衬衫已经好久没有洗过了,因为被汗水浸的,背后呈现着云翳似的花纹。马伯乐的衬衫,被汗水打湿之后,他脱下来搭在床上晾一会,还没有晾干,要出去时他就潮乎乎的又穿上了。马伯乐的鞋子也起着云翳,自从来到了上海,他的鞋子一次也没有上过鞋油。马伯乐简直像个落汤鸡似的了。

  马伯乐的悲哀是有增无减的,他看见天阴了,就说:

  “是个灰色的世界呵!”

  他看见太阳出来了,他就说:

  “太阳出来,天就晴了。”

  “天晴了,马路一会就干了。”

  “马路一干,就像没有下过雨的一样。”

  他照着这个格式普遍地想了下去:

  “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若是没有钱。”

  “逃难先逃是最好的方法。”

  “小日本打来,是非来不可。”

  “小日本打到青岛,太太是非逃到上海来不可。”

  “太太一逃来,非带钱来不可。”

  “有了钱,一切不成问题了。”

  “小日本若不打到青岛,太太可就来不了。”

  “太太来不了,又得回家了。”

  一想到回家,他就开口唱了几句大戏: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马伯乐终归有一天高兴起来了。他的忧伤的情绪完全一扫而空。

  那就是当他看见了北四川路络绎不绝地跑着搬家的车子了。

  北四川路荒凉极了,一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往北去,人就比较少。到了邮政总局,再往北去,电车都空了。街上站着不少的日本警察,店铺多半关了门,满街随着风飞着些乱纸。搬家的车子,成串地向着苏州河的方面跑来。卡车,手推车,人力车……上面载着锅碗瓢盆,猫、狗……每个车子都是浮压压的,载得满满的,都上了尖了。这车子没有向北跑的都一顺水向南跑。

  马伯乐一看:

  “好了,逃难了。”

  他走上去问,果然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向他说:

  “不得了,日本人要打闸北……都逃空了,都逃空了。”那女人往北指着,跑过去了。

  马伯乐一听,确是真的了。他心里一高兴,他想:

  “这还不好好看看吗?这样的机会不多呀!今天不看,明天就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沿着北四川路,便往北走去,看看逃难到底是怎么个逃法,于是他很勇敢地和许多逃难的车子相对着方向走去。

  走了不一会,他看见了一大堆日本警察披着黑色的斗篷从北向南来了。在他看来,好像是向着他而来的。

  “不好了,快逃吧?”

  恰好有一辆公共汽车从他身边过,他跳上去就回来了。

  这一天马伯乐兴奋极了。是凡他所宣传过的朋友的地方,他都去了一趟,一开口就问人家:

  “北四川路逃难了,你们不知道吗?”

  有三两家知道一点,其余的都不知道。马伯乐上赶着把实情向他们背述一遍,据他所见的,他还要偷愉地多少加多一点,他故意说得比他所看见的还要严重,他一连串地往下说着:

  “北四川路都关门了,上了板了。北四川路逃空了,日本警察带着刺刀向人们摆来摆去……那些逃难的呀,破马张飞地乱跑,满车载着床板,锅碗瓢盆,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逃得惨,逃得惨……”

  他说到最后还带着无限的悲悯,用眼睛偷偷地看着对方,是否人家全然信以为真了?若是不十分坚信,他打算再说一遍。若是信了,他好站起来立刻就走,好赶快再到另一个朋友的地方去。

  时间实在是不够用,他报信到第七家的时候,已经是夜十一点钟了。

  等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他是又疲乏,又饿,全身的力量全都用尽了。腿又酸又软的,头脑昏昏然有如火车的轮子在头里哐当哐当地响。他只把衬衫的钮扣解开,连脱去都没有来得及,就穿着衣裳和穿着鞋袜,睡了一夜。

  这一夜睡得非常舒服,非常安适。好像他并不是睡觉,而是离开了这苦恼的世界一整夜。因为在这一夜中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没有做梦,没有想到将来的事情,也没回忆到过去的事情。苍蝇在他的脸上爬过,他不知道。上海大得出奇的大蟑螂,在他裂开了衬衫的胸膛上乱跑一阵,他也不觉得。他疲乏到完全没有知觉了。他一夜没有翻身,没有动一动,仍是保持着他躺下去的那种原状,好像是他躺在那里休息一会,他的腿伸得很直的,他并非像是睡觉,而一站起来随时可以上街的样子。

  这种安适的睡法,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不能有过几次。尤其是马伯乐,像他那样总愿意把生活想得很远很彻底的性格,每每要在夜里思索他的未来。虽不是常常失眠,睡得不大好的时候却很多。像今夜这种睡法,在马伯乐有记忆以来是第二次。

  前一次是他和他太太恋爱成功举行了订婚仪式的那夜,他睡得和这夜一般一样的安适。那是由于他多喝了酒,同时也是对于人生获得了初步胜利的表示。

  现在马伯乐睡得和他订婚之夜一般一样的安适。

  早晨八点钟,太阳出来得多高的了,马伯乐还在睡着。弄堂里的孩子们,拿着小棍,拿着木块片从他屋外的墙上划过去,划得非常之响。这一点小小的声音,马伯乐是听不见的。其余别的声音,根本就传不进马伯乐的房子去。他的房子好像个小石洞似的和外边隔绝了。太阳不管出得多高,马伯乐的屋子是没有一个孔可以射进阳光来的。不但没有窗子,就连一道缝也没有。

  马伯乐睡得完全离开了人间。

  等他醒来,他将不知道这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他的脑子里边睡得空空的了,他的腿睡得麻木。他睁开眼睛一看,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看了半天,只见电灯黄昏昏地包围着他。他合上了眼睛,似乎用力理解着什么,可是脑筋不听使唤。他仍是不能明白。又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很久,他才站起来。站起来找他的皮鞋。一看皮鞋是穿在脚上,这才明白了昨天晚上是没有脱衣裳就睡着了。

  接着,他第一个想起来的是北四川路逃难了。

  “这还得了,现在可不知道逃得怎样的程度了!”

  于是他赶忙用他昨天早晨洗过脸的脸水,马马虎虎地把脸洗了,没有刷牙就跑到弄堂口去视察了一番。果然不错,逃难是确确实实的了,他住的是法租界福履理路一带。不得了啦,逃难的连这僻静的地方都逃来了。

  马伯乐一看,那些搬着床的,提着马桶的,零零乱乱的样子,真是照他所预料的一点不差,于是他打着口哨,他得意洋洋地走回他的屋中。一进门照例地撞倒了几个瓶子、罐子。

  他赶快把它们扶了起来。他赶快动手煎蛋炒饭,吃了饭他打算赶快跑到街上去查看一番,到底今天比昨天逃到怎样的程度了。

  他一高兴吃了五个蛋炒饭。平常他只用一个蛋,而今天用了五个。他说:

  “他妈的,吃罢,不吃白不吃,小日本就……就打来了。”

  他吃了五个蛋炒饭还不觉得怎样饱,他才想起昨天晚上他还没有吃饭就睡着了。

  马伯乐吃完了饭,把门关起来,把那些葱花油烟的气味都锁在屋里,他就上街去了。

  在街上他瘦骨嶙峋的,却很欢快地走着,迈着大步。抬着头,嘴里边不时打着口哨。他是很有把握的,很自负的。用了一种鉴赏的眼光,鉴赏着那些从北四川路逃来的难民。

  到了傍晚,法租界也更忙乱起来了。从南市逃来的难民经过辣斐德路,萨坡赛路……而到处搬着东西。街上的油店,盐店,米店,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大家抢着在买米。说是战争一打了起来,将要什么东西也买不到的了。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马伯乐到街上去巡游了一天,快黑天了他才回来。他一走进弄堂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外国人也买了一大篮子日用品(奶油、面包之类……)。于是他更确信小日本一定要开火的。同时不但小日本要打,听说就是中国军人也非要打不可。而且传说得很厉害,说是中国这回已经有了准备,说是八十八师已经连夜赶到了,集在虹口边上。日本陆战队若一发动,中国军队这回将要丝毫不让的了。日本打,中国也必回打,也必抵抗,说是一两天就要开火的。

  马伯乐前几天那悲哀的情绪都一扫而光了。现在他忙得很,他除了到街上去视察,到朋友的地方去报信,他也准备着他自己的食粮,酱油、醋、大米、咸盐都买妥了之后,以外又买了鸡蛋。因为马伯乐是长得很高的,当他买米的时候,虽然他是后来者,他却抢着从女人们的头顶上把米口袋扔过去了。所以,他虽是后来者,他却先买到了米。在他挤着接过米口袋时,女人们骂他的声音,他句句都听到了。可是他不管那一切,他挤着她们,他撞着她们,他把她们一拥,他就抢到最前边去了。他想:

  “这是什么时候,我还管得了你们女人不女人!”

  他自己背着米袋子就往住处跑。他好像背后有洪水猛兽追着他似的,他不顾了一切,他不怕人们笑话他。他一个人买了三斗米,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够吃了。

  他把米袋子放到屋里,他又出去了,向着卖面包的铺子跑去。这回他没有买米时那么爽快,他是站在一堆人的后边,他本也想往前抢上几步,但是他一看不可能。因为买面包的多半是外国人。外国人是最讨厌的,什么事都照规矩,一点也不可以乱七八糟。

  马伯乐站在人们的后边站了十几分钟,眼看架子上的面包都将卖完了,卖到他这里恐怕要没有了,他一看不好了,赶快到第二家去吧。

  到了第二个店铺,那里也满满的都是人,马伯乐站在那里挤了一会,看看又没有希望了。他想若是挨着次序,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够轮到他。只有从后边抢到前边去是最好的方法。但买面包的人多半是些外国人,外国人是不准许抢的。于是他又跑到第三个面包店去。

  这家面包店,名字叫“复兴”,是山东人开的,店面很小,只能容下三五个买主。马伯乐一开门就听那店铺掌柜的说的是山东黄县的话,马伯乐本非黄县人,而是青岛人,可是他立刻装成黄县的腔音。老板一听以为是一个同乡,照着他所指的就把一个大圆面包递给他了。

  他自己幸喜他的舌头非常灵敏,黄县的话居然也能学得很像,这一点工夫也实在不容易。他抱起四五磅重的大面包,心里非常之痛快,所以也忘记了向那老板要一张纸包上,他就抱了赤裸裸的大面包在街上走。若不是上海在动乱中,若在平时,街上的人一定以为马伯乐的面包是偷来的,或是从什么地方拾来的。

  马伯乐买完了面包,天就黑下来,这是北四川路开始搬家的第二天。

  马伯乐虽然晚饭又吃了四五个蛋炒的饭,但心里又觉得有点空虚了,他想:

  “逃难虽然已经开始了,但这只是上海,青岛怎么还没逃呢?”

  这一天马伯乐走的路途也不比昨天少。就说是疲乏也不次于昨天,但是他睡觉没有昨夜睡得好,他差不多是失眠的样子,他终夜似乎没有睡什么。一夜他计划,计划他自己的个人的将来,他想:

  “逃难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自己终归逃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用说终归,就说眼前第一步吧,第一步先逃到哪儿最安全呢?而且到了那新的地方,是否有认识人,是否可以找到一点职业,不然,家里若不给钱,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太太若来,将来逃就一块逃。太太自己有一部分钱。同时太太的钱花完了也不要紧,只要有太太,有小雅格她们在一路,父亲是说不出不给钱的,就是不给我,他也必要给他的孙儿孙女的。现在就是这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太太马上出来,马上到上海来。”

  马伯乐正想到紧要的地方,他似乎听到一种声响,听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声响。这种声响不是平常的,而是很远很远的,十分像是大炮声,他想:

  “是不是北四川路已经开炮了呢?”

  对于这大炮声马伯乐虽然是早已预言了多少日子,早已用工夫宣传了多少人,使人相信早晚必有这么一天。人家以为马伯乐定然是很喜欢这大炮声。而今他似乎听到了,可是他并不喜欢,反而觉得有点害怕。他把耳朵离开了枕头,等着那种声音再来第二下,等了一会,终于没有第二下,马伯乐这才又接着想他自己的事情:

  “……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太太早日出来呢?我就说我要投军去,去打日本。太太平常就知道我是很有国家观念的。从我做学生的时候起,是凡闹学潮的时候,没有一次没有我。太太是知道的,而且她很害怕,她看我很勇敢,和警察冲突的时候我站在最前边。那时候,太太也是小孩子,她在女校,我在男校,她是看见过我这种行为的。她既然知道我的国家观念是很深切的,现在我一说投军救国去了,她必然要害怕,而且父亲一听也不得了,那她必然要马上来上海的。就这么做,打个电报去,一打电报事情就更像真的,立刻就要来的。”

  马伯乐翻了一个身,他又仔细思索了一会,觉得不行,不怎样妥当,一看就会看出来,这是我瞎说。上海还并未开火,我可怎么去投的军?往哪里投,去投谁,这简直是笑话,说给小孩子,小孩子也不会信,何况太太都让我骗怕了,她一看,她就知道又是我想法要她的钱。他又想了第二个方法:

  “这回说,我要去当共产党,父亲最怕这一手,太太也怕得不得了。他们都相信共产党是专门回家分他父母妻子的财产的。他们一听,就是太太未必来,也必寄钱给我的,一定寄钱给我的,给我钱让我买船票赶快回家。”

  马伯乐虽然又想好了一条计策,但还不妙,太太不来终究不算妙计,父亲给那一点点钱,一花就完,完了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太太跟在旁边是最好,最把握,最稳当。

  “那么以上两个计划都不用。用第三个,第三个是太太最怀疑我……我若一说,在上海有了女朋友,看她着急不着急,她一定一夜气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买船票就来的。我不要说得太硬,说得太硬,她会恼羞成怒,一气便真的不来了。这就吞吞吐吐地一说,似有似无,使她不见着人面不能真信其有,不见人面又不能真信其无,惟有这样她才来得快,何况那年我不是在上海真有过一个女朋友吗?”

  就这么办,马伯乐想定了计划,天也就快亮了。

  他差不多一夜也没有睡。第二天起来是昏头昏脑的,好像太阳也大了,地球也有些旋转。有些脚轻头重,心里不耐烦。

  从这一夜起,马伯乐又阴郁下来,觉得很没有意思,很空虚,一直到虹口开了大炮,他也没再兴奋起来。

  北四川路开始搬家的第三天,“今晚定要开火”的传闻,全上海的人都相信了。

  那夜北四川路搬家的最末的一班车子,是由英国巡捕押着逃出来的,那辆大卡车在夜里边是凄怆得很。什么车子也没有,只有它这一辆车子突突地跑了一条很长的空洞洞的大街,这是国际的逃难的车子,上边坐着白俄人,英国人,犹大人,也有一两个日本人。本来是英国捕房派的专车接他们的侨民的,别的国人也能坐到那车子上面,那是他们哀求的结果。

  大炮就要响了,北四川路静得鸦雀无声,所有的房子都空了,街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平常时满街的车子都没有了。一切在等待着战争。一切都等候得很久了。街上因为搬家,满街飞着乱纸。假如市街空旷起来,比旷野更要空旷得多。旷野是无边的,敞亮的,什么障碍也没有;而市街则是黑漆漆的,鬼鬼祟祟的,房屋好像什么怪物似的,空旷得比旷野更加可怕。

  所有的住在北四川路的日本人,当夜都跑到附近的日本小学堂里去了。也可以说所有住在上海的日本人都集中在日本小学堂。一方面他怕和中国冲突起来损害着他们的侨民,另一方面他们怕全心全意的侨民反对这个战争,也许要跑到中国方面来。所以预先加以统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日本人,就都得听命集中在一起,开起仗来好把他们一齐派兵押着用军舰运回日本去。

  所以北四川路没有人在呼吸了。偶尔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警察,和几批主人逃走了,被主人抛下来的狗在街上走过。

  北四川路完全准备好了,完全在等待着战争。英租界、法租界却热闹极了,家家户户都堆满了箱笼包裹,到处是街谈巷议。新搬来的避难的房客对于这新环境,一时不能够适应下来,所以吵吵闹闹的,闹得大家不得安定,而况夜又热,谣言又多,所以一直闹到天明。

  天亮了,炮声人们还没有听到。

  也许是第二天夜晚才发炮呢!人们都如此以为着。

  于是照常地吃饭,洗衣裳,买米买柴。虽然是人们都带着未知的惊慌之色,但是在马伯乐看来,那真是平凡得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们仍是照旧生活的样子。

  “这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什么也算不了的。”

  马伯乐对于真正战争的开始,他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他看得再没有那么平凡的了。他不愿意看了,他不愿意听了,他也不再出去巡查去了。在他一切似乎都完了,都已经过去。

  日本人打中国那好比是几年前的事情。中国人逃难也陈旧得像是几年前的事情。虽然天天在他心目中的日本大炮一直到今天尚未发响,可是在他感情上就像已经开始打了好几天或好几个月那般陈旧了。

  所以马伯乐再要听到谣传,说是日本人今天晚上定要开火之类,他一听就要睡着的样子。他表示了毫不关心的态度,他的眉头皱着,他的两个本来就很悲哀的眼睛,到这时候更显得悲哀了。

  他的心上反复地想着的,不是前些日子他所尽力宣传的日本人就要打来,而是日本人打来了应该逃到哪里去。

  “万事必要做退一步想。”

  他之所谓退一步想,就是应该往什么地方逃。

  “小日本打来必要有个准备。”

  他之所谓准备,就是逃的意思。绝不是日本人打来的时候要大家一齐拼上了去。那为什么他不说“逃”而说“准备”?因为“准备”这个字比“逃”这字说起来似乎顺耳一些。

  马伯乐到现在连“准备”这个字也不说了。而只说:

  “万事要做退一步想。”

  他觉得准备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了。不然,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到人人都逃的时候可怎么办?车船将都要不够用了。一开起战来,交通将不够用的,运兵的运兵,载粮的载粮,还有工夫来运难民吗?逃难不早逃,逃晚了还行吗?

  马伯乐只在计划着逃的第二步(因第一步是他从青岛逃到上海来),所以对于日本人真正要打来这回事,他全然不感到兴趣了。

  当上海的大炮响起来的时候,马伯乐听了,那简直平凡极了。好像他从前就已经听过,并不是第一次才听过。全上海的人都哄哄嚷嚷的,只有马伯乐一个人是静静的,是一声不响的,他抽着烟卷,他躺在床上,把两只脚抬到床架上去,眼睛似睡非睡地看着那黄昏昏的电灯。大炮早已响起来了,是从黄昏的时候响起的。

  “八一三”的第二天,日本飞机和中国飞机在黄浦江上大战,半面天空忽然来了一片云那样的,被飞机和火药的烟尘涂抹成灰色的了。好像世界上发现了奇异的大不可挡的旋风,带着声音卷来了,不顾一切地、呜呜地、轧轧地响着,因为飞机在天空里边开放机关枪,流弹不时地打到租界上来。飞机越飞越近,好像要到全上海的头顶上来打的样子。这时全上海的人没有一个不震惊的。

  家家户户的人都站在外边来看,等飞机越飞越近了,把人的脸色都吓得发白。难道全个的上海都将成为战场吗?刚一开战,人们是不知道战争要闹到什么地步的。

  “八一三”的第三天,上海落了雨了,而且刮着很大的风,所以满街落着树叶。法租界的医院通通住满了伤兵。这些受了伤的战士用大汽车载着,汽车上边满覆了树枝,一看就知道是从战场上来的。女救护员的胳膊上带着红十字,战士的身上染着红色的血渍。战士们为什么流了血?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屠杀。伤兵的车子一到来,远近的人们都用了致敬的眼光站在那里庄严地看着。

  只有马伯乐什么也不看,在街上他阴郁地走着。他踏着树叶,他低头不语,他细细地思量着。

  “可是第二步到底逃到哪里呢?”

  他想:

  “南京吗?苏州吗?”

  南京和苏州他都有朋友在那儿。虽然很久不通信了,若是逃难逃去的,未必不招待的。就是南京、苏州都去不成,汉口可总能去成的。汉口有他父亲的朋友在那里,那里万没有错的。就是青岛还没开火,这是很大问题。太太不来一切都将谈不到的,“穷在家里,富在路上”,中国这句古语一点也没有说错。“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的的确确这帮东西是坏得很。可是此后每天不都将在路上吗?

  “这是逃难呵,这是……”

  马伯乐想到出神的时候,几乎自己向自己喊了出来:

  “逃难没有钱能成吗?”

  他看前边的街口上站着一群人。一群人围着一辆大卡车,似乎从车上往下抬着什么。马伯乐一看那街口上红十字的招牌,才知道是一个医院,临时收伤兵的。

  他没有心思看这些,他转个弯到另一条街上去散步了。

  走了没有几步,又是一辆伤兵的车子。伤兵何其多哉!他有些奇怪。他转过身又往回走,无奈太迟了,来不及了。终归那伤兵的车子赶过了他,且是从他的身边赶过的,所以那满车子染着血渍的光荣的中华民族的战士,不知不觉地让马伯乐深深地瞪了一眼。

  他很奇怪,伤兵为什么这样多呢?难道说中国方面的战况不好吗?

  中国方面的战况一不好,要逃难就更得快逃了。

  他觉得街上是很恐怖的,很凄凉的,又加上阴天,落着毛毛小雨,实在有些阴森之感。清道夫这两天似乎也没扫街,人行道上也积着树叶。而且有些难民,一串一串地抱着孩子,提着些零碎东西在雨里边走着,蓬头散发的,赤腿裸脚的,还有大门洞里边也都挤满了难民,雨水流满了一大门洞,那些人就在湿水里边躺着,坐着。

  马伯乐一看,这真悲惨,中华民族还要痛苦到怎样的地步!我们能够不抵抗吗?

  “打呀!打呀!我们是非打不可。”

  等他看见了第二个大门口、第三个大门口都满满地挤着难民,他想:

  “太太若真的不来,自己将来逃难下去,不也将要成为这个样子吗?”

  实在是可怕得很。马伯乐虽然不被父母十分疼爱,可是从小就吃得饱,穿得暖的。一个人会沦为这个样子,他从未想象过,所以他觉得很害怕,他就走回他的住处去了。

  一进门他照例地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他把它们扶起来之后就躺到床上去了,很疲乏,很无聊,一切没有意思。抽一支烟吧,抽完了一支还是再抽一支吧。一个人在烦闷的时候,就和生病了一样;尤其是马伯乐,他灰心的时候一到,他就软得和一摊泥似的了。比起生病来更甚,生了病他也不过多抽几支香烟就好了。可是他一无聊起来,香烟也没有用的。因为他始终相信,病不是怎样要紧的事情,最要紧的是当悲哀一侵入人体,那算是没有方法可以抵抗的了,那算是绝望了。

  “这算完。”

  马伯乐想:太太若是不来,一切都完了,一切谈不到。

  他的香烟的火头是通红通红的,过不了两三秒钟他吹它一次,把烟灰吹满了一枕头。反正这逃难的时候,什么还能干净得了?所以他毫无小心地弯着腿,用皮鞋底踏床上的褥子。

  “这算完,太太若不来一切都完了。”

  一想到这里,他更不加小心地吹起烟灰来。一直吹到烟灰落下来迷了他的眼睛,他才停止的。

  他把眼睛揉了一揉,用手指在眼边上刮了一刮。很奇怪的,迷进马伯乐眼睛里的沙子因此一刮也常常就会出来了。

  马伯乐近来似乎不怎样睡眠,只是照常地吃饭,蛋炒饭照常地吃。睡眠是会间断了思想的,吃饭则不会,一边吃着一边思想着,且吃且想还很有意思。

  马伯乐刮出来眼睛的烟灰后,就去燃起炭炉来烧饭去了。不一会工夫,炭火就冒着火星着起来了。

  照例马伯乐是脱去了全身的衣裳,连袜子也脱去,穿着木头板鞋。全身流着汗,很紧张,好像铁匠炉里的打铁的。

  锅里的油冒烟了,马伯乐把葱花和调好的鸡蛋哇啦一声倒在油里。

  马伯乐是青岛人,很喜欢吃大葱大蒜之类。他就总嫌这上海的葱太小。因上海全是小葱,所以他切葱花的时候,也就特别多切上一些。在油里边这很多的葱,散发着无比的香气。

  蛋炒饭这东西实在好吃,不单是吃起来是可口的香,就是一闻也就值得了。所以马伯乐吃起蛋炒饭来是永久没有厌的,他永久吃不厌的,而且越吃越能吃。若不是逃难的时候,他想他每顿应该吃五个蛋炒饭。而现在不能那样了,现在是省钱第一。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每当他越吃越香很舍不得放下饭碗的时候,他就想了以上这句活。果然一想是在逃难,虽然吃不甚饱也就算了。何况将来逃起难来的时候说不定还要挨饿的。

  “没看见那弄堂口里的难民吗?他们还吃蛋炒饭呢!他们是什么也没有吃的呀!”

  他想将来自己能够一定不挨饿的吗?所以少吃点也算不了什么,而且对于挨饿也应该提早练习着点,不然,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到那时候对于饥饿毫无经验,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应该提早饿一饿试试,到那时候也许就不怕了。

  叫化子不是常常吃不饱的吗?为什么他受得住而别人受不住呢?就因为他是饿惯了。小孩子吃不饱,他要哭。大人吃不饱他会想法子再补充上点,到冠生园去买饼干啦,吃一点什么点心之类啦。只有叫化子,他吃不饱,他也不哭,他也不想法子再吃。有人看见过叫化子上冠生园去买点心的吗?可见受过训练的饥饿和没受过训练的饥饿是不同的。

  马伯乐对于他自己没能够吃上五个蛋炒饭的理由有二,第一为着省钱;第二为着训练。

  今天的蛋炒饭炒得也是非常之香,满屋子都是油炸葱花的气味。马伯乐在这香味中被引诱得仿佛全个的世界都是香的,任什么都可以吃,任什么都很好吃的样子。当他一端起饭碗来,他便觉得他是很幸福的。

  他刚要尝到这第一口,外边有打门的了。马伯乐很少有朋友来拜访他,大概只有两三次,是很久以前。最近简直是没有过,一次也没有。

  “这来的人是谁呢?”

  马伯乐只这么想了一下,并没有动。蛋炒饭也仍抱在手里。

  “老张吗?小陈吗?还是……”

  马伯乐觉得很受惊。他的习惯与人不同,普通人若听到有人敲门,一定是立刻走过去开了门一看便知分晓了;可是他不同,因为他是很聪明的,很机警的,是凡什么事情在发生以前他大概就会猜到的。即或猜错了,他也是很喜欢猜的。比方哪位买了件新东西,他就愿意估一个价码,说这东西是三元买的,或是五元买的,若都不对,他便表示出很惊讶的样子说:

  “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这东西就真的……真是很怪……”

  他说了半天,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他仍是继续在猜着。有的时候,人家看着他猜得很吃力就打算说了出来。而他则摆着手,不让人家说。他到底要试试自己的聪明如何。对于他自己的那份天才,他是十分想要加以磨练的。

  现在他对于那门外站着的究竟什么人,他有些猜不准。

  “张大耳朵,还是小陈?还是……”

  张大耳朵前几天在街上碰到的,小陈可是多少日子不见了。大概是小陈,小陈敲门的声音总是慢吞吞的。张大耳朵很莽撞,若敲了这许多工夫他还不开门,就往里撞,他还会那么有耐心?

  马伯乐想了这么许多,他才走过去慢慢地把身子遮掩在门扇的后边,把门只开了一道小缝。似乎那进来的人将是一个暴徒,他防备着当头要给他一棒。

  他从门缝往外一看,果然是小陈。于是他大大地高兴起来:

  “我猜就是你,一点也没有猜错。”

  过了一些工夫,小陈和他讲了许多关于战争的情形,他都似乎没有听见。他还向小陈说:

  “你猜我怎么知道一定是你,而不是张大耳朵?张大耳朵那小子是和你不同的,他非常没有耐性,若是他来,他用脚踢开门进来,而你则不同。你是和大姑娘似的,轻轻地,慢慢的……你不是这样吗?你自己想想,我说得对不对?”

  马伯乐说着就得意洋洋地拿起蛋炒饭开始吃。差不多要吃饱了他才想起问他的客人:

  “小陈,可是你吃了饭吗?”

  他不等小陈回答,他便接下去说:

  “可是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是每天吃蛋炒饭……一开起战来,你晓得鸡蛋多少钱一个,昨天是七分,今天我又一打听是八分。真是贵得吃不起了。我这所吃的还是打仗的前一天买的,是一角钱三个。可是现在也快吃完了。吃完也不打算买了。我们的肠胃并不是怎么十分高贵的,非吃什么鸡蛋不可。我说小陈,你没看见吗?满街都是难民,他们吃什么呢?他们是怕什么也没有吃。……我吃完了这几个蛋,我绝不再买了。可是小陈你到底吃过饭没?若没吃就自己动手,切上些葱花,打上两个蛋,就自己动手炒吧!蛋炒饭是很香的。难道你吃过了吗?你怎么不出声?”

  小陈说吃过了,用不着了。并问马伯乐:

  “黄浦江上大空战你看见了吗?”

  小陈是马伯乐在大学里旁听时的同学,他和马很好,所以说话也就不大客气。他是马伯乐的穷朋友之一,同时也是马伯乐过去书店里的会计。那天马伯乐在街上走着,抓掉他帽子的也就是他。他的眼睛很大,脸色很黄,因长期的胃病所致。他这个人的营养不良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脸色黄得透明,他的耳朵迎着太阳会透亮的,好像医药室里的用玻璃瓶子装着、浸在酒精里的胎儿的标本似的。马伯乐说不上和他怎样要好,而是他上赶着愿意和马伯乐做一个朋友。马伯乐也就没有拒绝他,反正穷朋友好对付,多几个少几个也没多大关系。马伯乐和他相谈也谈不出多大道理来,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思想,没有什么事业在中间联系着。也不过两方面都是个市民的资格,又加上两方面也都没有钱。小陈是没有钱的,马伯乐虽然有钱,可是都在父亲那里,他也拿不到的,所以也就等于没有钱。

  可是小陈今天来到这里,打算向马伯乐借几块钱。他转了好几个弯而没有开口。他一看马伯乐生活这样子,怕是他也没有钱。可是又一想,马伯乐的脾气他是知道的,有钱和没有钱是看不大出来的,没有钱,他必是很颓丧的,有了钱,他也还是颓丧的,因为他想:“钱有了,一花可不就是没有吗?”

  小陈认识他很久了,对于他的心理过程很有研究。于是乎直截了当地就问马伯乐:

  “老马,有钱没有?我要用两块?”

  马伯乐一言未发,到床上去就拉自己的裤子来,当着小陈的面把裤袋里所有的钱一齐拿出来展览一遍,并且说着:

  “老马我,不是说有钱不往外拿,是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了。快成为难民了。”

  他把零钱装到裤袋去,裤子往床上一丢时,裤袋里边的铜板叮当响着。马伯乐说:“听吧,穷的叮当了,铜板在唱歌了。”

  在外表上看来,马伯乐对于铜板是很鄙视的,很看不起的,那是他表示着他的出身是很高贵的,虽然现在穷了,也不过是偶尔的穷一穷,可并非出身就是穷的。

  不过当他把小陈一送走了,他赶快拾起裤子来,数一数到底是多少铜板。马伯乐深知铜板虽然不值钱,可它到底是钱。就怕铜板太少,铜板多了,也一样可以成为富翁的。

  他记得青岛有一位老绅士,当初就是讨铜板的叫化子,他一个月讨两千多铜板,讨了十几年,后来就发财了。现在就是当地的绅士。

  “铜板没用吗?那玩艺要一多也不得了。”

  马伯乐正在聚精会神的数着,门外又有人敲他的门。

  马伯乐的住处从来不来朋友,今天一来就是两个,他觉得有点奇怪。

  “这又是谁呢?”

  他想。

  他照着他的,完完全全地照着他的老规矩,慢慢地把身子掩在门后,仿佛他打算遭遇不测。只把门开了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缝。

  原来不是什么人,而是女房东来找他谈话,问他下月房子还住不住,房子是涨价的。

  “找房子的人,交交关,交交关。”

  女房东穿着发亮的黑拷绸的裤褂,拖着上海普遍的,老板娘所穿的油渍渍的,然而还绣着花的拖鞋。她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堆上海话。

  马伯乐等房东太太上楼去了,关了门一想:“这算完!”

  房子也涨了价了,吃的也都贵得不得了。这还不算。最可怕是战争还不知道演变到什么地步。

  “这算完,这算完……”

  马伯乐一连说了几个“这算完”之后,他便颓然地躺在床上去了。他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大炮一连串的,好像大石头似的在地面上滚着,轰轰的。马伯乐的房子虽然是一点声音不透,但这大炮轰隆轰隆的声音是从地底下来的,一直来到马伯乐的床底下。

  马伯乐也自然难免不听到这大炮的响声。这声音讨厌得很,仿佛有块大石头在他脑子中滚着似的。他头昏脑乱了,他烦躁得很。

  “这算完,这算完。”

  他越想越没有办法。

  马伯乐几天前已给太太写了信去。虽然预测那信还未到,可是在马伯乐他已经觉得那算绝望了。

  “太太不会来的,她不会来的,她那个人是一块死木头……她绝不能来。”他既然知道她绝不能来,那他还要写信给她?其实太太来与不来,马伯乐是把握不着的,他心上何曾以为她绝对不能来?不过都因为事情太关乎他自己了。越是单独地关乎他自己的事情,他就越容易往悲观方面去想。因为他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人。

  他的小雅格,他是很喜欢的,可是若到了极高度的危险,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也只得自己逃走了事。他以为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的,他并没有罪过。

  假若马伯乐的手上在什么地方擦破了一块皮,他抹了红药水,他用布把它包上。而且皱着眉头很久很久地惋惜着他这已经受了伤的无辜的手。

  受了伤,擦一点红药水,并不算是恶习,可是当他健康的脚,一脚出去踏了别人包着药布的患病的脚,他连对不起的话也不讲。他也不以为那是恶习。(只有外国人不在此例,他若是碰撞了人家,他连忙说sorry。并不是他怕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太厉害。)

  总之,越是马伯乐自己的事情,他就越容易往悲观方面去想。也不管是真正乐观的,或有几分乐观的,这他都不管。哪怕一根鱼刺若一被横到他的喉咙里,那鱼刺也一定比横在别人喉咙里的要大,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感着那鱼刺的确是横在他的喉咙了。一点也不差,的的确确的,每一呼吸那东西还会上下地刺痛着。

  房东这一加房价,马伯乐立刻便暗无天日起来,一切算是完了。人生一点意思也没有,一天到晚的白活,白吃,白喝,白睡觉,实在是没有意思。这样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到什么时候算个了事。

  马伯乐等房东太太上了楼,他就关了门,急急忙忙地躺到床上去,他的两个眼睛不住地看着电灯,一直看到眼睛冒了花。他想:

  “电灯比太阳更黄,电灯不是太阳啊!”

  “大炮毕竟是大炮,是与众不同的。”

  “国家多难之期,人活着是要没有意思的。”

  “人在悲哀的时候,是要悲哀的。”

  马伯乐照着他的规程想了很多,他依然想下去:

  “电灯一开,屋子就亮了。”

  “国家一打仗,人民就要逃难的。”

  “有了钱,逃难是舒服的。”

  “日本人不打青岛,太太是不能来的。”

  “太太不来,逃难是要受罪的。”

  “没有钱,一切谈不到。”

  “没有钱,就算完了。”

  “没有钱,咫尺天涯。”

  “没有钱,寸步难行。”

  “没有钱,又得回家了。”

  马伯乐一想到回家,他不敢再想了。那样的家怎么回得?冷酷的,无情的,从父亲、母亲、太太说起,一直到小雅格,没有一个人会给他一个好颜色。

  哪怕是猫狗也怕受不了,何况是一个人呢!

  马伯乐的眼睛里上下转了好几次眼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的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

  马伯乐赶快地抽了几口烟,总算把眼泪压下去了。

  经过这一番悲哀的高潮,他的内心似乎舒展了一些。他从床上起来,用冷水洗着脸,他打算到街上去散散步。

  无奈他推门一看,天仍落着雨,雨虽然不很大,但是讨厌得很。

  马伯乐想,衣服脏了也没有人给他洗,要买新的又没有钱,还是不去吧。

  马伯乐刚忘下了的没有钱的那回事,现在又想起来了。

  “没有钱,就算完。”

  “人若没有钱,就不算人了。”

  马伯乐气得擂了一下桌子。桌面上立时跳起了许多饭粒。因为他从来不擦桌子,所以那饭粒之中有昨天的有前天的,也或许有好几天前就落在桌子上的。有许多饭粒本来是藏在桌子缝里边,经他打了这一拳,通通都跳出来了。好像活的东西似的,和小虫似的。

  马伯乐赶快伸出手掌来把它们扫到地上去了。他是扫得很快的,仿佛慢了一点,他怕那些饭粒就要跑掉似的。而后他用两只手掌拍着,他在打扫着自己的手掌,他想:

  “这他妈的叫什么世界呵!满身枷锁,没有一个自由的人。这算完,现在又加上了小日本这一层枷锁。血腥的世界,野兽的世界,有强权,无公理,现在需要火山爆发,需要天崩地裂,世界的末日,他妈的快快来到吧!若完大家就一块完,快点完。别他妈的啰嗦,别他妈的费事。这样的活着干什么,不死不活的,活受罪。”

  马伯乐想了一大堆,结果又想到他自己的身上去了:

  “这年头,真是大难的年头,父母妻子会变成不相识的人,奇怪地,变成不相干的了。还不如兽类,麻雀当它的小雀从房檐落到地上,被猫狗包围上来的时候,那大麻雀拼命地要保护它的小雀,它吱吱喳喳地要和狗开火,其实凭一只麻雀怎敢和狗挑战呢?不过因为它看它的小雀是在难中呵!猫也是一样,狗也是一样,它若是看到它的小猫或小狗被其余的兽类所包围,哪怕是一只大老虎,那做大狗的,做大猫的,也要上去和它战斗一番。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它看它自己所亲生的小崽是在难中。可是人还不如猫狗。他眼看着他自己的儿子是在难中,可是做父亲的却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为什么他不爱他的儿子呢?为着钱哪!若是儿子有了钱,父亲就退到了儿子的地步,那时候将不是儿子怕父亲,将是父亲怕儿子了。父亲为什么要怕儿子呢?怕的是钱哪!若是儿子做了银行的行长,父亲做了银行的茶房,那时候父亲见了儿子,就要给儿子献上一杯茶去。父亲为什么要给他倒茶呢?因为儿子是行长呵!反过来说,父亲若是个百万的富翁,儿子见了父亲,必然要像宰相见了皇帝的样子,是要百顺百从的。因为你稍有不顺,他就不把钱给你。俗话说,公公有钱婆婆住大房;儿子有钱,婆婆做媳妇。钱哪!钱哪!一点也不错呵!这是什么世界,没有钱,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夫不夫。人是比什么动物都残酷的呀!眼看着他的儿子在难中,他都不救……”

  马伯乐想得非常激愤的时候,他又听到有人在敲他的门。他说:

  “他妈的,今天的事特别的多。”

  他一生气,他特别的直爽,这次他没有站到门后去,这次他没有做好像有人要逮捕他的样子。而他就直爽爽地问了出去。

  “谁呀!他妈的!”

  他正说着,那人就撞开门进来了。

  是张大耳朵,也是马伯乐在大学里旁听时的同学,也在马伯乐的书店里服过务。他之服务,并没有什么名义,不过在一起白吃白住过一个时期,跟马伯乐很熟,也是马伯乐的穷朋友之一。

  他说话的声音是很大的,摇摇摆摆的,而且摇得有一定的韵律,颤颤巍巍的,仿佛他的骨头里边谁给他装设上了弹簧。走路时,他脚尖在地上颠着。抽香烟擦火柴时,他把火柴盒拿在手里,那么一抖,很有规律性地火柴就着了。他一切动作的韵律,都是配合着体内的活动而出发的。一看上去就觉得这个人满身是弹簧。

  他第一句问马伯乐的就是:

  “黄浦江上大空战,你看见了吗?”

  马伯乐一声没响。

  张大耳朵又说:

  “老马,你近来怎么消沉了?这样伟大的时代,你都不关心吗?对于这中华民族历史开始的最光荣的一页,你都不觉得吗?

  马伯乐仍是一声没响,只不过微微地一笑,同时磕了磕烟灰。

  张大耳朵是一个比较莽撞的人,他毫不客气地烦躁地向着马伯乐大加批判起来:

  “我说,老马,你怎么着了?前些日子我在街上遇见你时,你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你是愤怒的,你是带着民族的情感很激愤地在街上走。因为那时候别人还看不见,还不怎样觉着,可以说一点也不觉着上海必要成为今天这样子。果然不错,不到一个月,上海就成为你所预言的今天这个样子了。”

  马伯乐轻蔑地用他悲哀的眼睛做出痛苦的微笑来。

  张大耳朵在地上用脚尖弹着自己的身体,很凄惨地,很诚恳地招呼着马伯乐:

  “老马,难道你近来害了相思病吗?”

  这一下子反把马伯乐气坏了。他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想:

  “这小子真混蛋,国家都到了什么时候,还来这一套。”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张大耳朵说:

  “我真不能理解,中国的青年若都像你这样就糟了。头一天是一盆通红的炭火,第二天是灰红的炭火,第三天就变成死灰了”

  张大耳朵也不是个有认识的人,也不是一个理论家。有一个时候他在电影圈里跟着混了一个时期。他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他也不拿月薪,不过他跟那里边的人都是朋友。彼此抽抽香烟,荡荡马路,打打扑克,研究研究某个女演员的眼睛好看,某个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有钱没有钱,某个女演员和某个男演员正在讲恋爱之类。同时也不能够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没有一点进步,他学会了不可磨灭的永存的一种演戏的姿态,那就是他到今天他每一迈步把脚尖一颤的这一“颤”,就是那时候学来的。同时他也很丰富地学得银幕上和舞台上的难得的知识;也知道了一些乐器的名称,什么叫做“基答儿”,什么叫做“八拉来克”。但也不能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的那个时期就没有读书,书也是读的,不过都是关于电影方面的多,《电影画报》啦,或者《好莱坞》啦。女演员们很热心地读着那些画报,看一看好莱坞的女明星都穿了些什么样的衣服,好莱坞最新式的女游泳衣是个什么格式,到底比上海的摩登了多少。还有关于化妆部分的也最重要,眼睛该涂上什么颜色的眼圈,指甲应该涂上哪一种的亮油好呢,深粉色的还是浅粉色的?擦粉时用的粉底子最要紧,粉底子的质料不佳,会影响皮肤粗糙,皮肤一粗糙,人就显得岁数大。还有声音笑貌也都是跟着画报学习。男演员们也是读着和这差不多的书。

  所以张大耳朵不能算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关于抗日他也同样和普通的市民一样的热烈,因为打日本在中国是每个人所要求的。

  张大耳朵很激愤地向着马伯乐叫着:

  “老马,你消沉得不像样子啦!中国的青年应该这个样子吗?你看不见你眼前的光明吗?日本人的大炮把你震聋了吗?”

  马伯乐这回说话了,他气愤极了。

  “我他妈的眼睛瞎,我看不见吗?我他妈的耳朵聋,我听不见吗?你以为就是你张大耳朵,你的耳朵比别人的耳朵大才听得见的呀!我比你听见得早,你还没有听见,我便听见了。可以说日本的大炮还没响,我就听见了。你小子好大勇气,跑这里来唬人。三天不见,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这回事是由你领导着的样子。”

  马伯乐一边说着,张大耳朵一边在旁边笑。马伯乐还是说:“你知道不知道,老马现在分文皆无了,还看黄浦江大空战!大空战不能当饭吃。老马要当难民去了,老马完了!”

  马伯乐送走了张大耳朵,天也就黑了。马伯乐想:

  “怎么今天来好几个人呢?大概还有人来!”

  他等了一些时候,毕竟没有人再来敲门。于是他就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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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红
类型:现当代文学
总字数:11.4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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