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举起拿开始发牢又骚:
“老弟呀。这就是咱们的命。咱们都快归天了。亚柯夫死了,我们这儿一个光棍铜攻也要死了,他被宪兵逮了。他还是古利给我介绍的呢。人很聪明,和大学生们过从甚密。哎。
你听说大学生闹学潮的事了吗?是不是真的?你给我缝一下吧。我真是老眼昏花了……”他把衣服递给我,背着手走来走去,不时的咳嗽着,嘴里嘟嘟囔囔:“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刚有点儿亮光,就被扑灭了,日子更加昏暗。这个可恶的城市。趁伏尔河没有上冻,我得离开这儿了。”
他停下来,搔搔头皮自言自语:
“往哪儿去呀?俄罗斯我差不多都走遍了,结果只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而已。”
他吐口唾沫接着说:
“哼。这算什么生活在呀。活来活去也没活出点什么来……”他在门口站了会儿,像是驻足倾听。然后大步起向我,在桌边坐下:“我的列克塞·马克西美奇,你听我说:亚柯夫耗费一生的精力去反对上帝,让我说上帝也好、沙皇也好都不是好东西。
“但是要反对上帝和沙皇,老百姓们自个儿也得自省一下,改变自个儿卑琐的生活,这是唯一的出路。可惜呵,我力不从心了,又老又病,不中用了。老弟。缝好了吗?谢谢……我们去馆子喝杯茶好吗?……”路上,他搭着我的肩,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他低语着:“记住,老弟。老百性已经忍到头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的,把这个世界砸烂,彻底改变我们无聊的生活。忍耐已经到了极限……”走到半路我们正碰上水碰上水兵包车妓院,阿拉甫佐夫工厂的纺织工人们护七着妓院大门。
“一到放假,这儿就有人打架。”鲁伯佐夫眉飞色舞地说。
他一看那些工人是他的老伙计们,就摘掉眼镜,去参战了,一面鼓动性叫喊:“我们要战斗到底。掐死这些懒蛤螅打死这群小鳟鱼。
哈哈哈。”
这个老头显现出怎样的激越与狂热呀。看上去有儿滑稽。
他冲入水兵队伍,用肩膀抵挡着雨点般的拳头,自个儿也战功赫赫,把水兵撞得仰八叉。
这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场快乐的嬉戏,工人们毫不惧怕,他们信心十足,勇气十足,他们有的是力量。工人们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挤到大门上,门板发出吱吱呀呀的中央委员声,人们乱哄哄地喊着:打那个光头官儿。”
还有俩人爬上屋顶在屋顶欢快地唱起来:我们不是扒手不是强盗我们是坐船打鱼的。
警笛嘟嘟嘟地中央委员起来了,黑暗中到处闪动着警察制服上的铜扣,脚下踏着呢泞的土地。
我们的鱼网撒向岸边
去勺商店、货栈和仓库……
“住手。别打躺下的人了……”
“老爷子。当心呀。”
我和鲁伯佐夫待五个人被捕,要带我们去警察局,深秋的夜色中俏皮的歌声在为我们送行:哈哈,捕到四十尾鱼正够做件鱼皮衣鲁伯佐夫赞扬着伏尔加河上的们,他眼绪激昂,不停地擤鼻子、吐睡沫,还提示我:“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
我瞅准机会跳过一道道矮墙甩掉了高个水兵逃掉了,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过这个活泼、可爱、热忱的老头了。
朋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更加空虚、无聊了。大学生们真的开始闹学潮了,可是我既不明白学潮的动机,也不理解学潮的意义,只看到他们狂热的投入工作。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或悲哀。
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像大学生一样享有读书的权力。如果现在允许我读书,可是每周日必须在尼古拉也夫广场挨顿打作为代价,我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有一天我到塞米诺夫面包坊去,那里的工人居然想到学校里去打学生们。
“咱们用秤砣打他们。”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我极力阻挠他们的行动,最后都要打起来了。可是我这样做似乎并不是有意要维护大学生,我甚至找不出什么理由替他们辩护。
我垂头丧气,十分落魄地从面包坊的地下室艰难地走出来,伤心欲绝。
我苦闷到了极点,晚上来到卡班河岸,随手迥流水中投着石子儿,投石问路,如果真能找出一条路来也好呀。脑海里充斥着一个问题:’我怎么么办?”
没有答案,为了分散精力,我开始学拉提琴。于是面包店里多了一个故事,每天夜里更人和老鼠不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我对音乐极为偏爱,因而学起来十分狂热,可是偏偏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戏院队供职的提琴老师趁我出去的当儿,私自打开了我没上锁的钱匣,我的钱装满他的口袋。这时,我回来了,他晨从地把他刮得发青的脸伸给我,说:“打吧。”
泪水沿着他呆滞的脸颊流下来,两片嘴颤抖着。
我真想揍他一顿,怎么可以做出这等下贱事来。我强压怒火,握紧的拳头放在屁股底下,命他把钱放回原处。这个蠢货临走突然高声叫道:“给我十个卢布吧。可以吗?”
琴师和钱一起走了,学琴的事就此告吹。
这一年的十二月份我已下了自杀的决心。
为了说明我自杀的原因,我专门写了一篇叫做《马卡生活事变》的文章。文章写的极不成功,内容缺乏真实性,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形成了文章的价值。里面描写的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好像这一切与我毫无干系。哎,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有一点还算满意:一定程度我能把握自个儿了。
我的自杀居然和我的文章一样拙劣,那只旧手枪并没有穿透我的心脏,而是穿过了另一个部位:肺。这样一来,仅仅一个月的工夫,我就羞惭地返回面包坊的岗位上了。
我干了没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在女店员的房间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霍霍尔。他在窗边坐着,嘴上吸着粗大的纸烟,眼睛望着面前的烟雾。
“您有空儿吗?”他说话单刀直入,连客套话都没有。
“二十分钟吧。”
“那么,请坐。让我们谈一谈。”
他还和以前一样,一幅哥萨克人的打扮,金黄色的耀眼的长胡子飘垂在宽阔的胸前,任性固执的脑门下齐齐的短发,脚下那双农民靴子民出难闻的臭胶皮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儿去?我现在住克拉斯诺维多渥村,顺伏尔加河去大约四十五公里,我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您可以帮我卖卖货,放心。您有足够的时间看我的好书,好吗?”
“好吧。”
“真爽快。那么请您周五早上六点到库尔巴拖夫码头,问从我们村来的船,船家是瓦西里·藩可夫。嗨。其实用不着您费神,我会在那儿等候您的。再见。”
他迅速结束了我他的谈话,一面伸出大手和我告别,一面取出他那块笨拙的银表说:“我他只谈了六分钟。对了。我叫米哈依·安东罗夫。姓罗马斯。”
他迈开大步,甩着膀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之后,我去赴约。
那时,伏尔加河刚刚解冻,混浊的河面上飘着数不清不堪一击的冰块儿。船地穿行在这些冰块间,冰块被撞得四分五裂。浪花随风旋舞,玻璃似的冰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我他的船乘风而行,船上载着许多货物:木桶、袋子、箱子。
舵手藩可是个好打扮的年轻农民,羊皮上农上绣着美丽的花纹。他看上去挺平和,眼神有点冷漠,不爱说话,又不大像农民,他的雇员库尔什金倒是个地道的农民。
库尔什金衣冠不整,首如飞篷,破大衣,腰里系一根绳子,头顶破神父帽,外加一脸的伤痕。他的撑船技艺并不高明,一边用长篙拨着冰块,一边咒骂:“去一边去……往哪儿滚……”我和洛马斯并肩坐在箱子上,他低声说:“农民都痛恨我,特别是富农。我恐怕会连累你的。”
库尔什金放下长稿,扭过那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脸说:“你说的没错,他们最恨你。神父也最烦你。”
“的确如此。”潘可夫又加以证实。
“神父这个狗杂种,他简直把你当成了卡在他咽喉里的骨头。”
“是有许多人恨我,但也有许多人喜欢我,我相信您也会交上好朋友。”洛马斯发是说。
三月天依然是春寒料峭,虽然阳光明媚,却并不暖和。河面上浮动的冰块像牧场上一群群的白羊,树枝还没有发芽的迹象,有些沟坎、角落里仍然有没溶化的白雪,梦一般的感觉。
库尔什金一边装烟斗,一边发表自个儿独特的见解:“就因为他是神父,尽管你不是他老婆也得按照主的旨意去爱他。”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洛马斯有点故意嘲讽似地问他。
“噢,民流氓地痞们干的,”库尔企金满不在乎地回答,他又骄傲地说:“不,不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是炮兵们打得我,打得好惨。我都奇怪我今天居然活着。
“为什么打你?”潘可夫问他。
“你指的哪一次?”
“什么?就问昨天吧。”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们那儿的人就这个脾气,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像长角山差羊一样顶起来了。打架是家常便饭。”
“我猜,你是祸从口出,你的嘴太碎了……”洛马斯说。
“就算是吧。我这人就是一个毛病:好奇。总爱打听个事,一听到什么新闻,我打从心眼快活。”
这时船猛地撞在了冰块上,差点把他摔下去,他急忙抓住长篙。潘可夫说了他几句:“我说斯契潘,你撑船小心点物吗?”
“那你别和我说话了,我可不能一心二用,又说话工作……”库尔什金拨开冰块,咕哝着说。
两个人友善地争辩着。
洛马斯回过头来对我说:
“这儿的土地没有乌克兰肥活,人却比乌克兰强得多。”
我仔细地他讲,他沉稳的作风和清晰的口齿,让我信服他,我觉得这个人学识渊博,又能掌握分寸。
我最高兴的是:他从未提及我自杀之事,要是换了别人,早就问了。我恨透了这个问题,我根本无回答,连我自个儿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蠢事。洛马斯千万别识破我呀,让我怎么答复呢?抛开这件事吧,看。美丽的伏尔加河多么宽广,多么自由。
船靠右行驶,河水左面一下子宽阔起来,河水上了长草的岸边。春污已经开始了,看着河水的起伏,波浪的光涌真是舒服极了。
晴朗的天空下,几只黄嘴鸦披着黥亮的羽毛书记着筑巢,向阳的地方令人欢喜地长出了嫩嫩的绿草。空气微寒,但心却是暖融融的,就像春天的土地孕育着新的希望。春天令人陶醉。
中午我们到达目上地,这是一个美丽的村庄。以前我坐船经过这里,就贪婪地大饱过眼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