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芳先生：

　　信，四元钱，《救亡日报》副刊，均于昨日午后收到。今天恰巧是五一节，给您写回信。我觉得在我们的友谊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当然，对于那几位不知名的青年朋友，也是一样的。不过，我不会，也不能说什么“谢谢”一类的话，因为那在我们中间是用不着的啊！

　　我的身体近来似乎有点进步，经过几十个月苦斗的结果，得到了不少疗养的经验。您所告诉我的“忍耐”和“达观”，也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