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濑漠[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工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工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宣[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哪]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道,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工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的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Previous
Author:瞿秋白
Type:散文
Total Words:2604
Read Count: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