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亡友鲁迅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目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民元前十年(1902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民元前十年~前八年夏,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民元前八年秋~前六年春,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民元前六年春~前三年春,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民元前三年春~前二年夏,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民元前二年秋~前一年冬,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民国元年春~十五年夏,民国元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民国九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民国十五年秋冬,任厦门大学教授

  民国十六年春夏,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民国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民元前十年秋至民国十六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民国六年冬~九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十六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

  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

  “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忻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

  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像太险了的缘故吧,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

  呜呼鲁迅!不幸而有此病,带病奋斗,所向无敌,而终于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心境的寂寞,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试读他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集外集·题彷徨》)“惯于长夜过春时”,(《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可想见其内心含着无限的痛苦,又读他去年的一首《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


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


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


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阅寂,


起看星斗正阑干。


  俯仰身世,无地可栖,是何等的悲凉孤寂!

  (二)精力的剥削,他的生命是整个献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可说是实践到底,毫无愧色的。可是我们同胞没有让他能够好好地整个儿贡献,倒是重重剥削,各各脔分,有许多人都争着挖取他的精神的一分。有些书店老板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还有,他的生前和死后,版权毫无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层出不穷,单是一本《南腔北调集》,改头换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种。自政府以至人民,自亲朋以至社会,有谁曾经保护过他点什么,赠给过他点什么?毕生所受的只有压迫、禁锢、围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这个也汲取,那个也汲取,既没有养活的源头,自然容易枯掉。

  (三)经济的窘迫,他的生活只靠版税和卖稿两种收入,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起,卖稿也很费力,只看那《》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阴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便可窥见他的隐痛了。

  在日本,虽有几个杂志社很欢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颇优,只是他不愿多写,必待屡次被催,实在到了情不可却的时候,才写出一点寄去,因为他自己知道文章里免不了调刺友邦。例如《我要骗人》的末尾有云:

写着这样文章,也不是怎样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了,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

三、生平和著作


  鲁迅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

  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

  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欲明此意,只将《呐喊》中的《阿Q正传》和《彷徨》中的《祝福》两篇,比照对看便知。

  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有人以为鲁迅多怒,好骂是一个缺点。骂他者和被骂者都不是他的敌手,实在不值得费这许多光阴,花这许多气力去对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殊不知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对人是持平等观的,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于要轻蔑。但是即使轻蔑也还带着悲悯之心,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轻蔑着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我从来不曾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秤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就可以概见其余。当一九二五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许多人大开书目,陆续发表,连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叫做: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有附注(见《华盖集》)。可见自命为青年的导师的,不见得胜任愉快,而他的谨慎工夫,则真可为青年的领导。

  又有人以为鲁迅多疑,这是确的,他曾经有自白,例如《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其一有云: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然而旧社会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凶残,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这又从何说起呢!例如《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所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又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调集》)里说得很明白: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这种使人扫兴的事,那些更“‘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故’不谈”者决不会做,而鲁迅热情难遏,偏要“说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竟不幸而孤寂穷苦以终,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

  然而,我确信将来他是愈远愈伟大的。现在就引用他的《战士和苍蝇》(《华盖集》)中的几句话作为结束吧。

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民十一,八,鲁迅逝世后十九日


附记


  自鲁迅逝世后,各方纪念文字看得不少,个人觉得许季上先生一首挽诗,最足以显示鲁迅的真精神,附录于此,以申同契。

哭周豫才兄


许丹


惊闻重译传穷死,(十月十九日夜,见日文《晚报》载兄死讯,述垂死前情况至为凄切,不忍再读。)


坐看中原失此人。两纪交情成逝水,一生襟抱向谁陈。于今欲杀缘无罪,(子贡子路相与言曰:“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异世当知仰大仁。(见慈仁恻恒,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树削迹,厄之至死。)岂独延陵能挂剑,相期姑射出埃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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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许寿裳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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