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先生

  同济的夏树葱郁,总让我想起茂密的童年。其中印象最多的,是那条连接了家和学校的小路。

  不知道是不是村民们都没有伐木换钱的门路,那些松树都长得高大,挤满了每寸土地。那小路就成了深埋其中的水管,任由我们来来回回地漂流。最后,冲散的我们各奔东西,汇入了茫茫人海。

  小路的尽头就是我们的学校。说是学校,其实也就是能容下十多个学生的一间水泥房。一后一前两块黑板分别属于学前班和一、二年级。门前的操场总是尘土飞扬,篮球的缺乏让它没有用武之地,像个多余的存在,加上满地的黄土,总让它在山水之间显得特别孤独。借读的我对它天然亲近,每次在操场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课本总是被我连累成了“小花脸”,很快就看不出是城里来的了。

  这个如今想来简陋的地方是当时村里顶配的场所了。

  大概是当时还不流行支教,我们的先生是个代课老师。面对我们的时候他总是凶巴巴的,错了题就要打手心,下课也不许胡闹,还总吓唬我们路边坟里的住户会在天黑以后出来散步,专门抓小孩子去家里做客,一点也不马克思。这可害苦了信以为真的我们,我们总能在开课之前及时到校,也能在落日之前安全到家。他是个干瘦的人,但和文弱相去甚远。全校的教材和作业本都要靠他用背篮从乡里背回来。每次开学,他把房门一开,放我们进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双手环抱背篮,面色努力。“嘿”的一声,他把背篮往地上一摔,一声闷响像乌云里滚动的雷滚,振起了我们的精神,这大概就是知识的重量吧。因为是借读,我的课本总是被派到别处,每次也都是他帮我找来,我时常怀疑他有某种神通。课本发下来以后,我们不得不在他的威逼下把课本老实用他给的报纸包了。这位先生管得实在有些宽,因为他还要每天问我们有没有洗脸洗脚,不光嘴上问问,还要动手动脚——嗯,用他的手拉上我们的裤脚检查脚踝前后是否洗净。就着他那黑脸,我总遗憾没能尽早认识包公。

  集中办学以后,小路连上了马路,水管连上了河道,细流变成了大河,同山下的澜沧江并流而去。路是宽了,我们的胆子却更小了。漫漫长路不仅是对脚力的考验,更是对心灵的折磨——先生的吓唬让启明星和暮色变成了催命的厉鬼,这让我甚至都开始埋怨起松树们居高临下的冷眼旁观。走着他走过的路,一边怨着先生一边也开始想象起他的辛苦:领教材去的先生,也是这样子早出晚归吗?他会在哪处歇脚?是不是他的长辈也给他讲了什么鬼故事?他心里会不会也暗怕?可他总还是不该吓唬我们的!这也是当时学校允许寄宿的时候我为何如蒙大赦。(好吧,我承认我是馋学校的食堂——每周一顿肉实在是致命的诱惑。想想现在的我,居然因为健康问题而不得不拒绝太多荤腥,当时的我一定想不到现在的我居然有如此的烦恼。)

  家庭的变故和学校的变更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我和童年故地的联系,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我总能听到一些消息:代课老师有转正的,也有拿了一次性补助的;集中办学以后,那所小学关了门。而当时一起读书的同学还有联系的现在竟然也只剩了一个。

  路走宽了总会也总要越走越远,童年的小路只能央着大脑在梦里让我多走一段,这样的温习让我不担心以后回来迷了路。

  但是其实很多考试都是突击队员的临场发挥,哪有每次都让你复习充分的道理。就像这个假期在我哥的快递代收点帮忙的我就那样撞见了代课先生。当时我正在收拾店里的小红旗。先生没多大改变,不过已经换回了农装,背着一个新的背篮,看样子是来拿包裹的。

  我恭敬地道了声“老师好”。

  他迟疑地打量着我,像是对这个称呼特别陌生,又好像在脑中检索久远的档案。一会他的眼神终于变得确定,清明了起来。然后他笑了笑:“普通话说这么好了,打扮也看不出来是乡下小子了。”

  是啊!当时他在讲台上正襟危坐,给我们返国家补助,我连数数都还困难。现在的我已经是能自己跑去办理教育贷款的大学生了。

  突然的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和弟弟一家同住的祖父弃养。姑妈说死者为大,要全了人伦。

  我们便由大路往小路走,一路上无非就是姑妈又开始了“要好好读书”的念经,我一边嘴上嗯啊地应付一边心里忆着那时的夕阳。

  大路的尽头是那所曾经的小学。

  我远远就看见了它鲜艳的红色。走近后发现不只是红色,侧墙上还画着黄色的锤子镰刀。墙都细细刮过了粉,门前的操场也修过了,变成了水泥面,在明晃晃的太阳下亮得刺眼。

  旗杆的五星红旗倒是倔强,在太阳的炙烤下依然昂首,纹丝不动。大概农忙,这里依旧没人打篮球,不过旁边新增的乒乓球桌上倒是丢着一只拍子。周围的民房已经比这里高了一层,但是鲜艳的颜色让它没有在气势上矮下去。

  这里已经是党建室了。

  因为目的地没到,我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换去了小路。

  路边的树还是葱郁高大,为我们挡住了过分热情的太阳。我终于可以好好睁眼看看我的童年了。我心里隐隐期待着什么神迹,但是没有人从那里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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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费雪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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