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

　　那年，我十九岁。一天，国民党特务把我捉住了。他们威胁我，要我“放明白点”，并且狞笑着把我丢到公安局的看守所。我完全莫名其妙，浑身发烧，像害了寒热病似的。我的罪状是滑稽的：谣传巴比塞到上海来了，我于是到虹口码头那儿去看看，结果是扑了空，这位大文学家并没有来，失望之余，我便怅望着黄浦江的浊流，在码头那儿留恋了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