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再續談《生活》週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第一件雖是關於個人的私事，但是也脫不了當時的社會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着“五·四”運動以後的動向，打倒“吃人的禮教”，也是其中的一個支流，男女青年對於婚姻的自由權都提出大膽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會和理想的家庭混做一談，甚至相信理想的社會必須開始於理想的家庭！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