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各位朋友,同乡朋友:

  今天我看见这么多朋友来听我说话,觉得非常感动,无论什么人,见到这样多人的欢迎,都一定会非常感动的。我应该向诸位抱歉。我本来早一个月来,因为有点小病,到今天才能来,并且很抱歉这次不能去台南、台东看看五十年前我住过的地方,只有希望等下次来时再去。万先生、游先生事先要我确定一个题目《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这个题目也可改作《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自由”这个意义,这个理想,“自由”这个名词,并不是外面来的,不是洋货,是中国古代就有的。

  “自由”可说是一个倒转语法,可把它倒转回来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外来压迫的意思。宋朝王安石有首白话诗:

风吹屋顶瓦,
正打破我头。
我终不恨瓦,
此瓦不自由。


  这可表示古代人对于自由的意义,就是“自己做主”的意思。

  二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与三千多年所记载的历史,对于自由这种权力,自由这种意义,也可说明中国人对于自由的崇拜,与这种意义的推动。世界的自由主义运动也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世界的历史中,对这一运动的努力与贡献,有早有晚,有多有少,但对此运动都有所贡献。中国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中国从古代以来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但是坐监牢而牺牲生命以争取这些自由的人,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很奇怪的制度,就是谏官制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院。这种谏官制度,成立在中国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前。这种谏官为的是要监督政府,批评政府,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险,甚至坐监,牺牲生命。古时还有人借宗教来批评君主。在《孝经》中就有一章《谏诤章》,要人为“争臣”、“争子”。《孝经》本是教人以服从孝顺,但是君王父亲有错时,做臣子的不得不力争。古代这种谏官制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传统,就是批评政治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史官,就是记载君王的行动,记载君王所行所为以留给千千万万年后的人知道。古代齐国有一个史官,为了记载事实写下“崔杼弑其君”,连父母均被君主所杀,但到了晋国,事实真相依然为史官写出,留传后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现在的记者,批评政治,使为政者有所畏惧,这却充分表示言论的自由。

  以上所说的一种谏官御史与史官制度,都可以说明在中国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尚未成立时,就非常尊重批评自由与思想自由。

  中国思想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老子所代表的“无为政治”,有人说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反对政府干涉人民,让人民自然发展,这与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者。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实在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态度,这可从孔子批评当时为政的人的态度而知道。孔子当时提出,“有教无类”,可解释为“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没有界限”。这与后来的科举制度,都能说明“教育的平等”。这种意见,都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思想。

  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在二三千年前,这种思想能被提出,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给读书人一种宝贵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春秋时代,因为国家多,“自由”的思想与精神比较发达。秦朝统一以后,思想一尊,因为自由受到限制,追求自由的人,处于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环境中,要想自由实在困难,而依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在东汉时,王充著过一部《论衡》,共八十篇,主要的用意可以一句说明“疾虚妄”。全书都以说老实话的态度,对当时儒教“灾异”迷信,予以严格的批评,对孔子与孟子都有所批评,可说是从帝国时代中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再举一个例:在东汉到南北朝佛教极盛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君王梁武帝也迷信佛教。当时有个范缜,他著述几篇重要文章,其中一篇《神灭论》,就是驳斥当时盛行的灵魂不灭,认为“身体”与“灵魂”,有如“刀”之与“利”。假如刀不存在,则无所谓利不利。当时君王命七十位大学士反驳,君王自己也有反驳,他都不屈服,可说是一种思想自由的一个表现。再如唐朝的韩愈,他反抗当时疯狂的迷信。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痛骂当时举国为佛骨而疯狂的事,而被充军到东南边区。后又作《原道》,依然是反对佛教。在当时佛教如此极盛,他依然敢反对,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再以后如王阳明的批评《朱熹》,批评政治,而受到很多苦痛。清朝有“颜李学派”,反对当时皇帝提倡的“朱子学派”,都可以说明在一种极不自由的时代,而争取思想自由的例子。

  在中国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说明中国自由思想的传统。

  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已经到了“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今天我就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老祖宗为了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由的传统,介绍给各位,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地为这自由传统而努力。现在竟还有人说风凉话,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本文为1949年3月27日胡适在台北中山堂演讲,黄谷辛记录


原载1949年3月28日台湾《新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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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胡适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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