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备考:来信(未名)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2)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3)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4)“心上有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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