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红旗下  第一章


  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我相信她们还会时常争辩: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还是她受了煤气。

  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要不然,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还是古稀大寿,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是呀,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我便根本不存在啊!

  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的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是,她的成见是那么深,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见我。只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往外散放煤气!

  还要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为来个对比,贬低大姐婆婆,以便高抬我的姑母。那用不着。说真的,姑母对于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十分关心;要不然,到后来,她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我的头上,便有些费解了。是呀,我长着一个脑袋,不是一块破砖头!

  尽管如此,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按照她的说法,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的。据我后来调查,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因为自从她中年居孀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么,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

  我也调查清楚: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虽然各过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她的确应该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给她造谣: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

  在我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①,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不过,不管她多么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甚至于混战,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其说不一了。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

  那的确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后来,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应否继续努力。她不能不想想,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在那年代,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实在黑的可怕。大街上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就会越走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一直转一夜。按照那时代的科学说法,这叫作“鬼打墙”。

  可是,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全北京的男女,千真万确,没有一个遇上“鬼打墙”的!当然,那一晚上,在这儿或那儿,也有饿死的、冻死的,和被杀死的。但是,这都与鬼毫无关系。鬼,不管多么顽强的鬼,在那一晚上都在家里休息,不敢出来,也就无从给夜行客打一堵墙,欣赏他们来回转圈圈了。

  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①的呀!天一黑,他们便点上灯笼,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天越黑,他们吆喝的越起劲,洪亮而急切。过了定更②,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糖还卖给谁去呢!就凭这一片卖糖的声音,那么洪亮,那么急切,胆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轻易出来,更甭说那些胆子不大的了——据说,鬼也有胆量很小很小的。

  再听吧,从五六点钟起,已有稀疏的爆竹声。到了酉时左右(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不用说鬼,就连黑、黄、大、小的狗都吓得躲在屋里打哆嗦。花炮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一闪一闪,能够使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儿。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燃起高香与柏枝,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化为灰烬,飞上天宫。

  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了呢!”这么一想,姑母对我就不能不在讨厌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点敬意!

  灶王对我姑母的态度如何,我至今还没探听清楚。我可是的确知道,姑母对灶王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肃。她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她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才搭讪着过来,可有可无地向神像打个问心①。假若我恰巧在那里,她必狠狠地瞪我一眼;她认准了我是灶王的小童儿转世,在那儿监视她呢!

  说到这里,就很难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对神佛的态度。她的气派很大。在她的堂屋里,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桌,桌上的雕花大佛龛几乎高及顶棚,里面供着红脸长髯的关公。到春节,关公面前摆着五碗②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红月饼,还有一堂干鲜果品。财神、灶王,和张仙③(就是“打出天狗去,引进子孙来”的那位神仙)的神龛都安置在两旁,倒好象她的“一家之主”不是灶王,而是关公。赶到这位老太太对丈夫或儿子示威的时候,她的气派是那么大,以至把神佛都骂在里边,毫不留情!“你们这群!”她会指着所有的神像说:“你们这群!吃着我的蜜供、鲜苹果,可不管我的事,什么东西!”

  可是,姑母居然敢和这位连神佛都敢骂的老太太分庭抗礼,针锋相对地争辩,实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不管我怎么不喜爱姑母,当她与大姐婆婆作战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①问心——拜一拜。心字轻读。

  ②碗——供品的单位量词。旧俗,过年时,献给神佛供品的底坐,常垫以饭碗,内盛小米,与碗口齐平,并覆盖红绵纸,然后上面再摞月饼、蜜供等食品,谓之一碗。

  ③张仙——送子之神。传说是五代时游青城山而得道的张远霄。宋代苏洵曾梦见他挟着两个弹子,以为是“诞子”之兆,便日夜供奉起来,以后果然生了苏轼和苏辙两个儿子,都成为有名的文学家。

  经过客观的分析,我从大姐婆婆身上实在找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是呀,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么“虚张声势”、“瞎唬事”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来。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见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欢迎,还是马上冲杀,她的眼总是瞪着。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圆睁表达某种感情,在别人看来却空空洞洞,莫名其妙。她的两腮多肉,永远阴郁地下垂,象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在咳嗽与说话的时候,她的嗓子与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扩音机。她总以为只要声若洪钟,就必有说服力。她什么也不大懂,特别是不懂怎么过日子。可是,她会瞪眼与放炮,于是她就懂了一切。

  虽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烟袋锅子(特别是那里面还有燃透了的兰花烟的),可是从全面看来,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风趣。从模样上说,姑母长得相当秀气,两腮并不象装着毒气的口袋。她的眼睛,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不幸,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一阵风暴。风暴一来,她的有神的眼睛就变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气逼人!不过,让咱们还是别老想她的眼睛吧。她爱玩梭儿胡①。每逢赢那么三两吊钱的时候,她还会低声地哼几句二黄。据说: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戏的!在那个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只顾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变①!

  说也奇怪,在那么大讲维新与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听到“行头”、“拿份儿”②等等有关戏曲的名词,便立刻把话岔开。只有逢年过节,喝过两盅玫瑰露酒之后,她才透露一句:“唱戏的也不下贱啊!”尽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没听她说过:我姑父的艺名叫什么,他是唱小生还是老旦。

  大家也都怀疑,我姑父是不是个旗人。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财买脸的京戏票友儿③。可是,玩票是出风头的事,姑母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呢?他也许真是个职业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对头:那年月,尽管酝酿着革新与政变,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戏为业,不是有开除旗籍的危险么?那么,姑父是汉人?也不对呀!他要是汉人,怎么在他死后,我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儿钱粮呢?

  直到如今,我还弄不清楚这段历史。姑父是唱戏的不是,关系并不大。我总想不通:凭什么姑母,一位寡妇,而且是爱用烟锅子敲我的脑袋的寡妇,应当吃几份儿饷银呢?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为什么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还可能是汉人,会立下那么大的军功,给我姑母留下几份儿钱粮呢?看起来呀,这必定在什么地方有些错误!——

  ①戊戌年——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指这年六月光绪皇帝推行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又叫“百日维新”。

  ②行头——戏曲术语,指演员扮戏时所穿戴的衣服、头盔等。行读作Xing(型)拿份儿——即“戏份儿”,戏曲演员的工资。最早的工资按月计算,叫“包银”,后来改按场次计算,即是“戏份儿”。

  ③票友儿——指不是“科班”出身的、偶一扮演的业余戏曲演员。与下文“玩票”同义。

  不管是皇上的,还是别人的错儿吧,反正姑母的日子过得怪舒服。她收入的多,开销的少——白住我们的房子,又有弟媳妇作义务女仆。她是我们小胡同里的“财主”。

  恐怕呀,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顶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①。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我说她“爱”吃,而没说她“讲究”吃。她只爱吃鸡鸭鱼肉,而不会欣赏什么山珍海味。不过,她可也有讲究的一面: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②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到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这些,可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当她真想吃的时候,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既便宜又过瘾。不管怎么说吧,她经常拉下亏空,而且是债多了不愁,满不在乎——

  ①骁骑校——“佐领”下面的小军官。子爵——古代五等爵公、侯、伯、子、男的第四等。清代子爵又分一二三等,是比较小的世袭爵位。佐领——八旗兵制,以三百人为一“牛录”(后增至四百人),统领“牛录”的军官,满语叫做“牛录额真”,汉译“佐领”,是地位比较低的武官。

  ②暖洞子——温室。

  对债主子们,她的眼瞪得特别圆,特别大;嗓音也特别洪亮,激昂慷慨地交代:“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凤,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不幸,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叫债主子吓一大跳;她的笑,说实话,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她的刚柔相济,令人啼笑皆非。

  她打扮起来的时候总使大家都感到遗憾。可是,气派与身分有关,她还非打扮不可。该穿亮纱,她万不能穿实地纱;该戴翡翠簪子,决不能戴金的。于是,她的几十套单、夹、棉、皮,纱衣服,与冬夏的各色首饰,就都循环地出入当铺,当了这件赎那件,博得当铺的好评。据看见过阎王奶奶的人说:当阎王奶奶打扮起来的时候,就和盛装的大姐婆婆相差无几。

  因此,直到今天,我还摸不清她的丈夫怎么会还那么快活。在我幼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人。是,他不但快活,而且可爱!除了他也爱花钱,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他的衣服非常整洁,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不知正确与否。

  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他不养别的鸟,红、蓝颏儿雅俗共赏,恰合佐领的身份。只有一次,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不幸,在白麻雀的声誉刚刚传遍九城①的大茶馆之际,也不知怎么就病故了,所以他后来即使看见一只雪白的老鸦也不再动心。

  在冬天,他特别受我的欢迎:在他的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每个都有摆在古玩铺里去的资格。我并不大注意葫芦。使我兴奋的是它们鱼面装着的嫩绿蝈蝈,时时轻脆地鸣叫,仿佛夏天忽然从哪里回到北京。

  在我的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而是和我来玩耍。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以至我母亲不管怎样为难,也得给他预备饭食。他也非常天真。母亲一暗示留他吃饭,他便咳嗽一阵,有腔有调,有板有眼,而后又哈哈地笑几声才说:“亲家太太,我还真有点饿了呢!千万别麻烦,到天泰轩叫一个干炸小丸子、一卖木樨肉、一中碗酸辣汤,多加胡椒面和香菜,就行啦!就这么办吧!”

  这么一办,我母亲的眼圈儿就分外湿润那么一两天!不应酬吧,怕女儿受气;应酬吧,钱在哪儿呢?那年月走亲戚,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真不简单!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看,不要说红、蓝颏儿们怎么养,怎么蹓,怎么“押”,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也够讲半天的。不要说鸟笼子,就连笼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都是那么考究,谁也不敢��I��I�8�PZ�I��I2��I�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他还会唱呢!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①会唱《金钱豹》②,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也创作,大量地创作,岔曲、快书、鼓词等等。我的亲家爹也当然不甘落后。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组成自己的票社,以便亲友家庆祝孩子满月,或老太太的生日,去车马自备、清茶恭候地唱那么一天或一夜,耗财买脸,傲里

  夺尊,誉满九城。他只能加入别人组织的票社,随时去消遣消遣。他会唱几段联珠快书。他的演技并不很高,可是人缘很好,每逢献技都博得亲友们热烈喝彩。美中不足,他走票的时候,若遇上他的夫人也盛装在场,他就不由地想起阎王奶奶来,而忘了词儿。这样丢了脸之后,他回到家来可也不闹气,因为夫妻们大吵大闹会喊哑了他的嗓子。倒是大姐的婆婆先发制人,把日子不好过,债务越来越多,统统归罪于他爱玩票,不务正业,闹得没结没完。他一声也不出,只等到她喘气的时候,他才用口学着三弦的声音,给她弹个过门儿:“登根儿哩登登”。艺术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还能够找出自慰的办法,所以他快活——不过据他的夫人说,这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

  他们夫妇谁对谁不对,我自幼到而今一直还没有弄清楚。那么,书归正传,还说我的生日吧。

  在我降生的时候,父亲正在皇城的什么角落值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①,自古为然。姑母是寡妇,母亲与二姐也是妇女;我虽是男的,可还不堪重任。全家竟自没有人主持祭灶大典!姑母发了好几阵脾气。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比石头还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顿顿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即使粘掉一半个门牙,也没人晓得。可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以免叫灶王看见,招致神谴。哼!全家居然没有一个男人!她的怒气不打一处来。我二姐是个忠厚老实的姑娘,空有一片好心,而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姑母越发脾气,二姐心里越慌,只含着眼泪,不住地叫:“姑姑!姑姑!”

  幸而大姐及时地来到。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眉清目秀,小长脸,尖尖的下颏象个白莲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氅衣,还是蓝布旗袍,不管是梳着两把头,还是挽着旗髻,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令人心旷神怡。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亲戚、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包括着我的姑母。只有大姐的婆婆认为她既不俊美,也不伶俐,并且时常讥诮:你爸爸不过是三两银子的马甲①!

  大姐婆婆的气派是那么大,讲究是那么多,对女仆的要求自然不能不极其严格。她总以为女仆都理当以身殉职,进门就累死。自从娶了儿媳妇,她干脆不再用女仆,而把一个小媳妇当作十个女仆使用。大姐的两把头往往好几天不敢拆散,就那么带着那小牌楼似的家伙睡觉。梳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万一婆婆已经起床,大声地咳嗽着,而大姐还没梳好了头,过去请安,便是一行大罪!大姐须在天还没亮就起来,上街给婆婆去买热油条和马蹄儿烧饼。大姐年轻,贪睡。可是,出阁之后,她练会把自己惊醒。醒了,她便轻轻地开开屋门,看看天上的三星。假若还太早,她便回到炕上,穿好衣服,坐着打盹,不敢再躺下,以免睡熟了误事。全家的饭食、活计、茶水、清洁卫生,全由大姐独自包办。她越努力,婆婆越给她添活儿,加紧训练。婆婆的手,除了往口中送饮食,不轻易动一动。手越不动,眼与嘴就越活跃,她一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下好几道紧急命令。

  事情真多!大姐每天都须很好地设计,忙中要有计划,以免发生混乱。出嫁了几个月之后,她的眉心出现了两条细而深的皱纹。这些委屈,她可不敢对丈夫说,怕挑起是非。回到娘家,她也不肯对母亲说,怕母亲伤心。当母亲追问的时候,她也还是笑着说:没事!真没事!奶奶放心吧!(我们管母亲叫作奶奶。)

  大姐更不敢向姑母诉苦,知道姑母是爆竹脾气,一点就发火。可是,她并不拒绝姑母的小小的援助。大姐的婆婆既要求媳妇打扮得象朵鲜花似的,可又不肯给媳妇一点买胭脂,粉,梳头油等等的零钱,所以姑母一问她要钱不要,大姐就没法不低下头去,表示口袋里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姑母是不轻易发善心的,她之所以情愿帮助大姐者是因为我们满人都尊敬姑奶奶。她自己是老姑奶奶,当然要同情小姑奶奶,以壮自己的声势。况且,大姐的要求又不很大,有几吊钱就解决问题,姑母何必不大仁大义那么一两回呢。这个,大姐婆婆似乎也看了出来,可是不便说什么;娘家人理当贴补出了嫁的女儿,女儿本是赔钱货嘛。在另一方面,姑母之所以敢和大姐婆婆分庭抗礼者,也在这里找到一些说明。

  大姐这次回来,并不是因为她梦见了一条神龙或一只猛虎落在母亲怀里,希望添个将来会“出将入相”①的小弟弟。快到年节,她还没有新的绫绢花儿、胭脂宫粉,和一些杂拌儿②。这末一项,是为给她的丈夫的。大姐夫虽已成了家,并且是不会骑马的骁骑校,可是在不少方面还象个小孩子,跟他的爸爸差不多。是的,他们老爷儿俩到时候就领银子,终年都有老米吃,干吗注意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呢?生活的意义,在他们父子看来,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③,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这一程子,他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藏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搜集来的——

  ①出将入相——“出将”和“入相”是传统戏剧舞台上的“上场门”和“下场门”,这里借用“将”“相”,有盼成大器的意思。

  ②杂拌儿——各种果子做的果脯。

  ③胡伯喇——一种小而凶的鸟,喙长,利爪,饲养者多以其擒食麻雀为戏。北京土话,称无所事事者为“玩鹞鹰子”,作者以这个细节寓刺游手好闲。

  大姐夫需要杂拌儿。每年如是:他用各色的洋纸糊成小高脚碟,以备把杂拌儿中的糖豆子、大扁杏仁等等轻巧地放在碟上,好象是为给他自己上供。一边摆弄,一边吃;往往小纸碟还没都糊好,杂拌儿已经不见了;尽管是这样,他也得到一种快感。杂拌儿吃完,他就设计糊灯笼,好在灯节悬挂起来。糊完春灯,他便动手糊风筝。这些小事情,他都极用心地去作;一两天或好几天,他逢人必说他手下的工作,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在不断的商讨中,往往得到启发,他就从新设计,以期出奇制胜,有所创造。若是别人不愿意听,他便都说给我大姐,闹得大姐脑子里尽是春灯与风筝,以至耽误了正事,招得婆婆鸣炮一百零八响!

  他们玩耍,花钱,可就苦了我的大姐。在家庭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吵嘴,以资消遣。十之八九,吵到下不来台的时候,就归罪于我的大姐,一致进行讨伐。大姐夫虽然对大姐还不错,可是在混战之中也不敢不骂她。好嘛,什么都可以忍受,可就是不能叫老人们骂他怕老婆。因此,一来二去,大姐增添了一种本事:她能够在炮火连天之际,似乎听到一些声响,又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似乎是她给自己的耳朵安上了避雷针。可怜的大姐!

  大姐来到,立刻了解了一切。她马上派二姐去请“姥姥”,也就是收生婆。并且告诉二姐,顺脚儿去通知婆家:她可能回去的晚一些。大姐婆家离我家不远,只有一里多地。二姐飞奔而去。

  姑母有了笑容,递给大姐几张老裕成钱铺特为年节给赏与压岁钱用的、上边印着刘海戏金蟾的、崭新的红票子,每张实兑大钱两吊。同时,她把弟妇生娃娃的一切全交给大姐办理,倘若发生任何事故,她概不负责。

  二姐跑到大姐婆家的时候,大姐的公公正和儿子在院里放花炮。今年,他们负债超过了往年的最高纪录。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他们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怎么节省开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债主子们把门环子敲碎。没有,他们没有那么想。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着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两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钮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放完一阵,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理应得到四邻的热情夸赞。不管二姐说什么,中间都夹着麻雷子与二踢脚的巨响。于是,大姐的婆婆仿佛听见了:亲家母受了煤气。“是嘛!”她以压倒鞭炮的声音告诉二姐:“你们穷人总是不懂得怎么留神,大概其喜欢中煤毒!”她把“大概”总说成“大概其”,有个“其”字,显着多些文采,说完,她就去换衣裳,要亲自出马,去抢救亲家母的性命,大仁大义。佐领与骁骑校根本没注意二姐说了什么,专心一志地继续放爆竹。即使听明白了二姐的报告,他们也不能一心二用,去考虑爆竹以外的问题。

  我生下来,母亲昏了过去。大姐的婆母躲在我姑母屋里,二目圆睁,两腮的毒气肉袋一动一动地述说解救中煤毒的最有效的偏方。姑母老练地点起兰花烟,把老玉烟袋嘴儿斜放在嘴角,眉毛挑起多高,准备挑战。

  “偏方治大病!”大姐的婆婆引经据典地说。

  “生娃娃用不着偏方!”姑母开始进攻。

  “那也看谁生娃娃!”大姐婆婆心中暗喜已到人马列开的时机。

  “谁生娃娃也不用解煤气的偏方!”姑母从嘴角撤出乌木长烟袋,用烟锅子指着客人的鼻子。

  “老姑奶奶!”大姐婆婆故意称呼对方一句,先礼后兵,以便进行歼灭战。“中了煤气就没法儿生娃娃!”

  在这激烈舌战之际,大姐把我揣在怀里,一边为母亲的昏迷不醒而落泪,一边又为小弟弟的诞生而高兴。二姐独自立在外间屋,低声地哭起来。天很冷,若不是大姐把我揣起来,不管我的生命力有多么强,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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