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中国


  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那白亮亮的大锯唱了一早晨了。

  大门洞子里,架着一个木架,木架上边横着一个圆滚滚的大木头。那大木头有一尺多粗,五尺多长。两个人就把大锯放在这木头的身上,不一会工夫,这木头就被锯断了。先是从腰上锯开分做两段,再把那两段从中再锯一道,好像小圆凳似的,有的在地上站着,有的在地上躺着。而后那木架上又被抬上来一条五尺多长的来,不一会工夫,就被分做两段,而后是被分做四段,从那木架上被推下去了。

  同时离住宅不远,那里也有人在拉着大锯……城门外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段树林,树林不是一片,而是一段树道,沿着大道的两旁长着。往年这夹树道的榆树,若有穷人偷剥了树皮,主人定要捉拿他,用绳子捆起来,用打马的鞭子打。活活的树,一剥就被剥死了。说是养了一百来年的大树,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哪好让它一旦死了呢!将来还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儿孙,最好是永远留传下去,好来证明这门第的久远和光荣。

  可是,今年却是这树林的主人自己发的号令,用大锯锯着。

  那树因为年限久了,树根扎到土地里去特别深。伐树容易,拔根难。树被锯倒了,根只好留待明年春天再拔。

  树上的喜鹊窝,新的旧的有许多。树一被伐倒,喀喀喀地响着,发出一种强烈的不能控制的响声;被北风冻干的树皮,触到地上立刻碎了,断了。喜鹊窝也就跟着附到地上了,有的跌破了,有的则整个地滚下来,滚到雪地里去,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是凡跌碎了的,都是隔年的,或是好几年的;而有些新的,也许就是喜鹊在夏天自己建筑的,为着冬天来居住。这种新的窝是非常结实,虽然是已经跟着大树躺在地上了,但依旧是完好的,仍旧是呆在树丫上。那窝里的鸟毛还很温暖的样子,被风忽忽地吹着。


  往日这树林里,是禁止打鸟的,说是打鸟是杀生,是不应该的,也禁止孩子们破坏鸟窝,说是破坏鸟窝,是不道德的事,使那鸟将没有家了。

  但是现在连大树都倒下了。

  这趟夹树道在城外站了不知多少年,好像有这地方就有这树似的,人们一出城门,就先看见这夹道,已经看了不知多少年了。在感情上好像这地方必须就有这夹树道似的,现在一旦被砍伐了去,觉得一出城门,前边非常的荒凉,似乎总有一点东西不见了,总少了一点什么。虽然还没有完全砍完,那所剩的也没有几棵了。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有几棵了,看着也就全完了。所剩的只是些个木桩子,远看看不出来是些个什么。总之,树是全没有了。只有十几棵,现在还在伐着,也就是一早一晚就要完的事了。

  那在门洞子里两个拉锯的大皮帽子,一个说:

  “依你看,大少爷还能回来不能?”

  另一个说:

  “我看哪……人说不定有没有了呢……”

  其中的一个把大皮帽子摘下,拍打着帽耳朵上的白霜。另一个从腰上解下小烟袋来,准备要休息一刻了。

  正这时候,上房的门喀喀地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上面贴有红绶的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

  那两个拉锯的,刚要点起火来抽烟,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那里边闹了。于是连忙把烟袋从嘴上拿下来,一个说,另一个听着:

  “你说大少爷可真的去打日本去了吗?……”

  正在说着,老管事的就走上前来了,走进大门洞,坐在木架上,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两个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老管事的闭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来,因为这样的信,他的主人自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他已经写了三个月了,因为他已经病了三个月了。

  写得连家中的小孩子也都认识了。

  所以老管事的把那信封头朝下,脚朝上的倒念着:

  老管事的全念对了,只是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而丢掉了“吾儿”两个字。其中一个拉锯的,一听就听出来那是他念错了,连忙补添着说:

  “耿振华吾儿收。”

  他们三个都仔细地往那信封上看着,但都看不出“吾儿”两个字写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都不识字。反正背也都背熟的了,于是大家丢开这封信不谈,就都谈着“大先生”,就是他们的主人的病,到底是个什么来历。中医说肝火太盛,由气而得;西医说受了过度的刺激,神经衰弱。而那会算命的本地最有名的黄半仙,却从门帘的缝中看出了耿大先生是前生注定的骨肉分离。

  因为耿大先生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就出外留学,从本地的县城,留学到了省城,差一点就要到北京去的,去进北京大学堂。虽是没有去成,思想总算是革命的了。他的书箱子里密藏着孙中山先生的照片,等到民国七八年的时候,他才取拿出来给大家看,说是从前若发现了有这照片是要被杀头的。

  因此他的思想是维新的多了,他不迷信,他不信中医。他的儿子,从小他就不让他进私学馆,自从初级小学堂一开办,他就把他的女儿和儿子都送进小学堂去读书。

  他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很是迷信,跳神赶鬼,但是早已经死去了。现在他就是一家之主,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的夫人,五十多岁了,读过私学馆,前清时代她的父亲进过北京去赶过考,考是没有考中的,但是学问很好,所以他的女儿《金刚经》、《灶王经》都念得通熟,每到夜深人静,还常烧香打坐,还常拜斗参禅。虽然五十多岁了,其间也受了不少的丈夫的阻挠,但她善心不改,也还是常常偷着在灶王爷那里烧香。

  耿大先生就完全不信什么灶王爷了,他自己不加小心撞了灶王爷板,他硬说灶王爷板撞了他。于是很开心地拿着烧火的叉子把灶王爷打了一顿。

  他说什么是神,人就是神。自从有了科学以来,看得见的就是有,看不见的就没有。

  所以那黄半仙刚一探头,耿大先生唔唠一声,就把他吓回去了,只在门帘的缝中观了观形色,好在他自承认他的工夫是很深的,只这么一看,也就看出个所以然来。他说这是他命里注定的前世的孽缘,是财不散,是子不离。“是财不散,是儿不死。”民间本是有这句俗话的。但是“是子不离”这可没有,是他给编上去的,因为耿大少爷到底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于是就只好将就着用了这么一个含糊其词的“离”字。

  假若从此音信皆无,真的死了,不就是真的“离”了吗?假若不死,有一天回来了,那就是人生的悲、欢、离、合,有离就有聚,有聚就有离的“离”。

  黄半仙这一套理论,不能发扬而光大之,因为大先生虽然病得很沉重,但是他还时时地清醒过来,若让他晓得了,全家上下都将不得安宁,他将要挨着个儿骂,从他夫人骂起,一直骂到那烧火洗碗的小打。所以在他这生病的期中,只得请医生,而不能够看巫医,所以像黄半仙那样的,只能到下房里向夫人讨一点零钱就去了,是没有工夫给他研究学理的。

  现在那两个大皮帽子各自拿了小烟袋,点了火,彼此地咳嗽着,正想着大大地发一套议论,讨论一下关于大少爷的一去无消息。有管事的在旁,一定有什么更丰富的见解。

  老管事的用手把胡子来回地抹着,因为不一会工夫,他的胡子就挂满了白霜。他说:

  “人还不知有没有了呢?看这样子跑了一个还要搭一个。”

  那拉木头的就问:

  “大先生的病好了一点没有?”

  老管事的坐在木架上,东望望,西望望,好像无可无不可的神情,似乎并不关心,而又像他心里早有了主意,好像事情的原委他早已观察清楚了,一步一步地必要向那一方面发展,而必要发展到怎样一个地步,他都完全看透彻了似的。他随手抓起一把锯末子来,用嘴唇吹着,把那锯末子吹了满身,而后又用手拍着,把那锯末子都拍落下去。而后,他弯下腰去,从地上搬起一个圆木墩子来,把那木墩子放在木架上,而后拍着,并且用手揪着那树皮,撕下一小片来,把那绿盈盈的一层掀下来,放在嘴里,一边咬着一边说:

  “还甜丝丝的呢,活了一百年的树,到今天算是完了。”

  而后他一脚把那木墩子踢开。他说:

  “我活了六十多年了,我没有见过这年月,让你一,你不敢二,让你说三,你不敢讲四。完了,完了……”

  那两个拉锯的把眼睛呆呆的不转眼珠。

  老管事的把烟袋锅子磕着自己的毡鞋底:

  “跑毛子的时候,那俄大鼻子也杀也砍的,可是就只那么一阵,过去也就完了。没有像这个的,油、盐、酱、醋、吃米、烧柴,没有他管不着的;你说一句话吧,他也要听听;你写一个字吧,他也要看看。大先生为了有这场病的,虽说是为着儿子的啦,可也不尽然,而是为着小……小□□。”

  正说到这里,大门外边有两个说着“咯大内、咯大内”的话的绿色的带着短刀的人走过。老管事的他那掉在地上的写着“大中华民国”字样的信封,伸出脚去就用大毡鞋底踩住了,同时变毛变色地说:

  “今年冬天的雪不小,来春的青苗错不了呵!……”

  那两个人“咯大内、咯大内”地讲着些个什么走过去了。

  “说鬼就有鬼,说鬼鬼就到。”

  老管事的站起来就走了,把那写着“大中华民国”的信封,一边走着一边撕着,撕得一条一条的,而后放在嘴里咬着,随咬随吐在地上。他径直走上正房的台阶上去了,在那台阶上还听得到他说:

  “活见鬼,活见鬼,他妈的,活见鬼……”

  而后那房门喀喀地一响,人就进去了,不见了。

  清雪还是照旧的下着,那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地工作起来。

  这大锯的响声本来是“扔扔”的,好像是唱歌似的,但那是离得远一点才可以听到的,而那拉锯的人自己就只听到“唰唰唰”。

  锯末子往下飞散,同时也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发散出来。那气味甜丝丝的,松香不是松香,杨花的香味也不是的,而是甜的,幽远的,好像是记忆上已经记不得那么一种气味的了。久久被忘记了的一回事,一旦来到了,觉得特别的新鲜。因为那拉锯的人真是伸手抓起一把锯末子来放到嘴里吞下去。就是不吞下这锯末子,也必得撕下一片那绿盈盈的贴身的树皮来,放到嘴里去咬着,是那么清香,不咬一咬这树皮,嘴里不能够有口味。刚一开始,他们就是那样咬着的。现在虽然不至再亲切得去咬那树皮了,但是那圆滚滚的一个一个的锯好了的木墩子,也是非常惹人爱的。他们时或用手拍着,用脚尖触着。他们每锯好一段,从那木架子推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说:

  “去吧,上一边呆着去吧。”

  他们心里想,这么大的木头,若做成桌子,做成椅子,修房子的时候,做成窗框该多好,这样好的木头哪里去找去!

  但是现在锯了,毁了,劈了烧火了,眼看着一块材料不成用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他们看了未免有几分悲哀。

  清雪好像菲薄菲薄的玻璃片似的,把人的脸,把人的衣服都给闪着光,人在清雪里边,就像在一张大的纱帐子里似的。而这纱帐子又都是些个玻璃末似的小东西组成的,它们会飞,会跑,会纷纷地下坠。

  往那大门洞里一看,只影影绰绰地看得见人的轮廓,而看不清人的鼻子眼睛了。

  可是拉锯的响声,在下雪的天气里,反而听得特别的清楚,也反而听得特别的远。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边,人们都走进屋子里去过生活了。街道上和邻家院子,都是静静的。人声非常的稀少,人影也不多见。只见远近处都是茫茫的一片白色。

  尤其是在旷野上,远远的一望,白茫茫的,简直是一片白色的大化石。旷野上远处若有一个人走着,就像一个黑点在移动着似的;近处若有人走着,就好像一个影子在走着似的。

  在这下雪的天气里是很奇怪的,远处都近,近的反而远了,比方旁边有人说话,那声音不如平时响亮。远处若有一点声音,那声音就好像在耳朵旁边似的。

  所以那远处伐树的声音,当他们两个一休息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了。

  因为太远了,那拉锯的“扔扔”的声音不很大,好像隔了不少的村庄,而听到那最后的音响似的,似有似无的。假若在记忆里边没有那伐树的事情,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树的声音了。或者根本就听不见。

  “一百多棵树。”因为他们心里想着,那个地方原来有一百多棵树。

  在晴天里往那边是看得见那片树的,在下雪的天里就有些看不见了,只听得不知道什么地方“扔、扔、扔、扔”。他们一想,就定是那伐树的声音了。

  他们听了一会,他们说:

  “百多棵树,烟消火灭了,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一年不如一年,完了,完了。”

  樱桃树不结樱桃了,玫瑰树不开花了。泥大墙倒了,把樱桃树给轧断了,把玫瑰树给埋了。樱桃轧断了,还留着一些枝杈,玫瑰竟埋得连影都看不见了。

  耿大先生从前问小孩子们:

  “长大做什么?”

  小孩子们就说:“长大当官。”

  现在老早就不这么说了。

  他对小孩子们说:

  “有吃有喝就行了,荣华富贵咱们不求那个。”

  从前那客厅里挂着画,威尔逊,拿破仑,现在都已经摘下去了,尤其是那拿破仑,英雄威武得实在可以,戴着大帽子,身上佩着剑。

  耿大先生每早晨吃完了饭,往客厅里一坐,第一个拿破仑,第二个威尔逊,还有林肯,华盛顿……挨着排讲究一遍。讲完了,大的孩子让他照样地背一遍,小的孩子就让他用手指指出哪个是威尔逊,哪个是拿破仑。

  他说人要英雄威武,男子汉,大丈夫,不做威尔逊,也做拿破仑。

  可是现在没有了,那些画都从墙上摘下去了,另换上一个老孔,宽衣大袖,安详端正,很大的耳朵,很红的嘴唇,一看上去就是仁义道德。但是自从挂了这画之后,只是白白地挂着,并没有讲。

  他不再问孩子们长大做什么了。孩子们偶而问到了他,他就说:“只求足衣足食,不求别的。”

  这都是日本人来了之后,才改变了的思想。

  再不然就说:

  “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闲。”

  这还都是大少爷在家里时的思想。大少爷一走了,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心里暗恨生气,只觉得这孩子太不知好歹。但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了,年轻的人,听说哪方面热闹,就往哪方面跑。他又想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地加入了革命党呢。现在还不是,青年人,血气盛,听说是要打日本,自然是眼红,现在让他去吧,过了一些时候,他就晓得了。他以为到了中国就不再是“满洲国”了。说打日本是可以的了。其实不然,中国也不让说打日本这个话的。

  本地县中学里的学生跑了两三个。听说到了上海就被抓起来了。听说犯了抗日遗害民国的罪。这些或者不是事实,耿大先生也没有见过,不过一听说,他就有点相信。因为他爱子心切,所以是凡听了不好的消息他就相信。他想儿子既然走了,是没有法子叫他回来的,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看着吧,到了上海,没有几天,也是回来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听了什么一个好名声,就跟着去了,过了几天也就回来了。

  耿大先生把这件事不十分放在心上。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在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来那孩子有点不对。那孩子的眼池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他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他们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一天咱们中国把日本人打跑了的时候,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

  “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的?”

  儿子说:

  “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假如看出来了,就看住他,使他走不了。假如看出来了,他怎么也是走不了的。母亲越想越后悔,这一下子怕是不能回来了。

  母亲觉得虽然打日本是未必的,但总觉得儿子走了,怕是不能回来了,这个阴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也许本地县中学里的那两个学生到了上海就音信皆无,给了她很大的恐怖。总之有一个可怕的阴影,不知怎么的,似乎是儿子就要一去不回来。

  但是这话她不能说出来,同时她也不愿意这样地说,但是她越想怕是儿子就越回不来了。所以当她到儿子的房里去检点衣物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出去打猎戴的那大帽子,她也哭。她看见了儿子的皮手套,她也哭。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儿子的书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地好好地放着,毛笔站在笔架上,铅笔横在小木盒里。那儿子喝的茶杯里还剩了半杯茶呢!儿子走了吗?这实在不能够相信。那书架上站着的大圆马蹄表还在咔咔咔地一秒一秒地走着。那还是儿子亲手上的表呢。

  母亲摸摸这个,动动那个。似乎是什么也没有少,一切都照原样,屋子里还温热热的,一切都像等待着晚上儿子回来照常睡在这房里,一点也不像主人就一去也不回来了。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的时候,有过两封信。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倒是很多。正因为传说太多了,不知道相信哪一条好。卢沟桥,“八一三”,儿子走了不到半年中国就打日本了。但是儿子可在什么地方,音信皆无。

  传说就在上海张发奎的部队里,当了兵,又传说没有当兵,而做了政治工作人员。后来,他的一个同学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过了几个月说都不对,是在山西的一个小学堂里教书。还有更奇妙的,说是儿子生活无着,沦落街头,无法还在一个瓷器公司里边做了一段小工。

  对于这做小工的事情,把母亲可怜得不得了。母亲到处去探听,亲戚,朋友,只要平常对于她儿子一有来往的地方,她就没有不探听遍了的。尤其儿子的同学,她总想,他们是年轻人,哪能够不通信。等人家告诉她实实在在不知道的时候,她就说:

  “你们瞒着我,你们哪能不通信的。”

  她打算给儿子寄些钱去,可是往哪里寄呢?没有通信地址。她常常以为有人一定晓得她儿子的通信处,不过不敢告诉她罢了;她常以为尤其是儿子的同学一定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不肯说,说了出来,怕她去找回来。所以她常对儿子的同学说:

  “你们若知道,你们告诉我,我决不去找他的。”

  有时竟或说:

  “他在外边见见世面,倒也好的,不然像咱们这个地方东三省,有谁到过上海。他也二十多岁了,他愿意在外边呆着,他就在外边呆着去吧,我才不去找他的。”

  对方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有时她这样用心可怜地说了一大套,对方也难为情起来了。说:

  “老伯母,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若知道,我们就说了。”

  每次都是毫无下文,无结果而止。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空虚,她想下回不问了,无论谁也不问了,事不关己,谁愿意听呢?人都是自私的,人家不告诉她,她心里竟或恨了别人,她想再也不必问了。

  但是过些日子她又忘了,她还是照旧地问。

  怎么能够沦为小工呢?耿家自祖上就没有给人家做工的,真是笑话,有些不十分相信,有些不可能。

  但是自从离了家,家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寄去过,上海又没有亲戚,恐怕做小工也是真的了。

  母亲爱子心切,一想到这里,有些不好过,有些心酸,眼泪就来到眼边上。她想这孩子自幼又娇又惯地长大,吃、穿都是别人扶持着,现在给人做小工,可怎么做呢?可怜了我这孩子了!母亲一想到这里,每逢吃饭,就要放下饭碗,吃不下去。每逢睡觉,就会忽然地醒来,而后翻转着,无论怎样也再睡不着。若遇到刮风的夜,她就想刮了这样的大风,若是一个人在外边,夜里睡不着,想起家来,那该多么难受。

  因为她想儿子,所以她想到了儿子要想家的。

  下雨的夜里,她睡得好好的,忽然一个雷把她惊醒了,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她想,沦落在外的人,手中若没有钱,这样连风加雨的夜,怎样能够睡着?背井离乡,要亲戚没有亲戚,要朋友没有朋友,又风雨交加。其实儿子离她不知几千里了,怎么她这里下雨,儿子那里也会下雨的?因为她想她这里下雨了,儿子那里也是下雨的。

  儿子到底当了小工,还是当了兵,这些都是传闻,究竟没有证实过。所以做母亲的迷离恍惚地过了两三年,好像走了迷路似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说南忘北的,听人家唱鼓词,听着听着就哭了;给小孩子们讲瞎话,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一说街上有个叫花子,三天没有吃饭饿死了,她就说:“怎么没有人给他点剩饭呢?”说完了,她眼睛上就像是来了眼泪,她说人们真狠心得很……

  母亲不知为什么,变得眼泪特别多,她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看见别人家娶媳妇她也哭,听说谁家的少爷今年定了亲了,她也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他一声不响,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他不哭,也不说话,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地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他的面前站着一棵蜡烛,他的身边放着一本书。那书他从来没有看过,只是在那烛光里边一夜一夜地陪着他。

  儿子刚走的时候,他想他不久就回来了,用不着挂心的。他一看儿子的母亲在哭,他就说:“妇人女子眼泪忒多。”所以当儿子来信要钱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给寄钱去,反而写信告诉他说,要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必是自有主张,此后也就不要给家来信了,关里关外地通信,若给人家晓得了,有关身家性命。父亲是用这种方法要挟儿子,使他早点回来。谁知儿子看了这信,就从此不往家里写信了。

  无音无信地过了三年,虽然这之中的传闻他也都听到了,但是越听越坏,还不如不听的好。不听倒还死心塌地,就像未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儿子似的。可是偏听得见的,只能听见,又不能证实,就如隐约欲断的琴音,往往更耐人追索……

  耿大先生为了忘却这件事情,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夜里不愿意睡觉,愿意坐着。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开初有的亲戚朋友来,还问他大少爷有信没有,到后来竟问也没有人敢问了。人一问他,他就说:

  “他们的事情,少管为妙。”

  人家也就晓得耿大先生避免着再提到儿子。家里的人更没有人敢提到大少爷。大少爷住过的那房子的门锁着,那里边鸦雀无声,灰尘都已经满了。太阳晃在窗子的玻璃上,那玻璃都可以照人了,好像水银镜子似的。因为玻璃的背后已经挂了一层灰秃秃的尘土。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边看,才能看到里边的那些东西,床、书架、书桌等类,但也看不十分清楚。因为玻璃上尘土的关系,也都变得影影绰绰的。

  这个窗没有人敢往里看,也就是老管事的记性很不好,挨了不知多少次的耿大先生的瞪眼,他有时一早一晚还偷偷摸摸地往里看。

  因为在老管事的感觉里,这大少爷的走掉,总觉得是凤去楼空,或者是凄凉的家败人亡的感觉。

  眼看着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到吃饭的时候,桌子摆着碗筷,空空地摆着,没有人来吃饭。到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通夜通夜地上房里点着灯。家里油盐酱醋没有人检点,老厨子偷油、偷盐,并且拿着小口袋从米缸里往外灌米。送柴的来了,没有人过数;送粮的来了,没有人点粮。柴来了就往大廪上一扔,粮来了,就往仓子里一倒,够数不够数,没有人晓得。

  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都是往败坏的路上走。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老管事的一看到这里,就觉得好像家败人亡了似的,默默地心中起着悲哀。

  因为是上一代他也看见了,并且一点也没有忘记,那就是耿大先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种兢兢业业的,现在都哪里去了,现在好像是就要烟消云散了。

  他越看越不像样,也就越要看,他觉得上屋里没人,他就跷着脚尖,把头盖顶在那大少爷的房子的玻璃窗上,往里看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要看什么,好像是在凭吊。

  其余的家里的孩子,谁也不敢提到哥哥,谁要一提到哥哥,父亲就用眼睛瞪着他们。或者是正在吃饭,或者是正在玩着,若一提到哥哥,父亲就说:

  “去吧,去一边玩去吧。”

  耿大先生整天不大说话。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在屋子里坐着,他就直直地望着墙壁。他在院子里站着,他就把眼睛望着天边。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观察,把嘴再紧紧地闭着,好像他的嘴里边已经咬住了一种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地睡着。

  那就是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

  这消息是本街上儿子的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正是这些时候,“满洲国”的报纸上大加宣传说是中国要内战了,不打日本了,说是某某军队竟把某某军队一伙给杀光了,说是连军人的家属连妇人带小孩都给杀光了。

  这些宣传,日本一点也不出于好心。为什么知道他不是出于好心呢?因为下边紧接着就说,还是“满洲国”好,国泰民安,赶快地不要对你们的祖国怀着希望。

  耿大先生一看,耿大先生就看出这又在造谣生事了。

  耿大先生每天看报的,虽然他不相信,但也留心着,反正没有事做,就拿着报纸当消遣。有一天报上画着些小人,旁边注着字:“自相残杀”。另外还有一张画,画的是日本人,手里拉着“满洲国”的人,向前大步地走去,旁边写着:“日满提携”。

  耿大先生看完了报说:

  “小日本是亡不了中国的,小日本无耻。”

  有一天,耿大先生正在吃饭。客厅里边来了一个青年人在说话,说话的声音不大,说了一会就走了。他也绝没想到客厅中有人。

  耿太太也正在吃饭,知道客厅里来了客人,过去就没有回来,饭也没有吃。

  到了晚上,全家都知道了,就是瞒着耿大先生一个人不知道。大少爷在外边当兵打仗死了。

  老管事的打着灯笼到庙上去烧香去了,回来把胡子都哭湿了,他说:“年轻轻的,那孩子不是那短命的,规矩礼法,温文尔雅……”

  戴着大皮帽子的家里的长工,翻来复去地说:

  “奇怪,奇怪。当兵是穷人当的,像大少爷这身分为啥去当兵的?”

  另外一个长工就说:

  “打日本罢啦!”

  长工们是在伙房里讲着。伙房里的锅台上点起小煤油灯来,灯上没有灯罩,所以从火苗上往上升着黑烟。大锅里边煮着猪食,咕噜咕噜的,从锅沿边往上升着白汽,白汽升到房梁上,而后结成很大的水点滴下来。除了他们谈论大少爷的说话声之外,水点也在啪嗒啪嗒地落着。

  耿太太在上屋自己的卧房里哭了好一阵,而后拿着三炷香到房檐头上去跪着念《金刚经》。当她走过来的时候,那香火在黑暗里一东一西地迈着步,而后在房檐头上那红红的小点停住了。

  老管事的好像哨兵似的给耿太太守卫着,说大先生没有出来。于是耿太太才喃喃地念起经来。一边念着经,一边哭着,哭了一会,忘记了把声音渐渐地放大起来,老管事的在一旁说:

  “小心大先生听见,小点声吧。”

  耿太太又勉强着把哭声收回去,以致那喉咙里边像有什么在横着似的,时时起着咯咯的响声。

  把经念完了,耿太太昏迷迷地往屋里走,哪想到大先生就在玻璃窗里边站着。她想这事情的原委,已经被他看破,所以当他一问:“你在做什么?”她就把实况说了出来:

  “咱们的孩子被中国人打死了。”

  耿大先生说:

  “胡说。”

  于是,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来,看了半夜,满纸都是日本人的挑拨离间,却看不出中国人会打中国人来。

  直到鸡叫天明,耿大先生伏在案上,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

  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就是那有时昏迷,有时清醒的病。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他说: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他说: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那样的信不知写了多少了,只写信封,而不写内容的。

  信封上总是写:

  这信不知道他要寄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

  “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老管事的提着酒瓶子到街上去装酒,从他窗前一经过,他就把他叫住:

  “你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给我带去。”

  无管什么人上街,若让他看见,他就要带封信去。

  医生来了,一进屋,皮包还没有放下,他就对医生说。

  “请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关在最末的一间房子的后间里,前边罩着窗帘,后边上着风窗。

  晴天时,太阳在窗帘的外边,那屋子是昏黄的;阴天时,那屋子是发灰色的。那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高大的暖墙,在一边站着,那暖墙是用白净的凸花的瓷砖砌的。其余别的东西都已经搬出去了,只有这暖墙是无法可搬的,只好站在那里让耿大先生迟迟地看来看去。他好像不认识这东西,不知道这东西的性质,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用手去抚摸。

  家里的人看了这情形很是害怕,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开了,不然他就样样地细细地研究,灯台、茶碗、盘子、帽盒子,他都拿在手里观摩。

  现在都搬走了,只剩了这暖墙不能搬了。他就细细地用手指摸着这暖墙上的花纹,他说:

  “怕这也是日本货吧!”

  耿大先生一天很无聊地过着日子。

  窗帘整天地上着,风窗整天地上着,昏昏暗暗的,他的生活与世隔离了。

  他的小屋虽然安静,但外边的声音也还是可以听得到的。外边狗咬,或是有脚步声,他就说:

  “让我出去看看,有人来了。”

  或是:

  “有人来了,让他给我带一封信去。”

  若有人阻止了他,他也就不动了;旁边若没有人,他会开门就经过耿太太的卧房,再经过客厅就出去的。

  有一天日本东亚什么什么协进会的干事,一个日本人到家里了,要与耿大先生谈什么事情,因为他也是协进会的董事。

  这一天,可把耿太太吓坏了:

  “上街去了。”说完了,自己的脸色就变白了。

  因为一时着急说错了,假若那日本人听说若是他病在家里不见,这不是被看破了实情,无疑也有弊了。

  于是大家商量着,把耿大先生又给换了一个住处。这房间又小又冷,原来是个小偏房,是个使女住的。屋里没有壁炉,也没有暖墙,只生了一个炭火盆取暖。因为这房子在所有的房子的背后,或者更周密一些。

  但是并不,有一天医生来到家里给耿大先生诊病。正在客厅里谈着,说耿大先生的病没有见什么好,可也没有见坏。

  正这时候,掀开门帘,耿大先生进来了,手里拿了一封信说:

  “我好了,我好了。请把这一封信给我带去。”

  耿太太吓慌了,这假若是日本人在,便糟了。于是又把耿大先生换了一个地方。这回更荒凉了,把他放在花园的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

  那凉亭子的四角都像和尚庙似的挂着小钟,半夜里有风吹来,发出叮叮的响声。耿大先生清醒的时候就说:

  “想不到出家当和尚了,真是笑话。”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说:

  “给我笔,我写信……”

  那花园里素常没有人来,因为一到了冬天,满园子都是白雪。偶而一条狗从这园子里经过,那留下来一连串的脚印,把那完完整整的洁净得连触也不敢触的大雪地给踏破了,使人看了非常的可惜。假若下了第二次雪,那就会平了。假若第二次雪不来,那就会十天八天地留着。

  平常人走在路上,没有人留心过脚印。猫跪在桌子上,没有留心过那踪迹。就像鸟雀从天空飞过,没有人留心过那影子的一样。但是这平平的雪地若展现在前边就不然了。若看到了那上边有一个坑一个点都要追寻它的来历。老鼠从上边跳过去的脚印,是一对一对的,好像一对尖尖的枣核打在那上边了。

  鸡子从上边走过去,那脚印好像松树枝似的,一个个的。人看了这痕迹,就想要追寻,这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了呢?若是短短的只在雪上绕了一个弯就回来了的,那么一看就看清楚了,那东西在这雪上没有走了那么远。若是那脚印一长串地跑了出去,跑到大墙的那边,或是跑到大树的那边,或是跑到凉亭的那边,让人的眼睛看不见,最后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这一片小小的白雪地,四外有大墙围,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但经过几个脚印足痕的踩踏之后却显得这世界宽广了。因为一条狗从上边跑过了,那狗究竟是跳墙出去了呢,还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再仔细查那脚印,那脚印只是单单的一行,有去路,而没有回路。

  耿大先生自从搬到这凉亭里来,就整天地看着这满花园子的大雪,那雪若是刚下过了的,非常的平,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的时候,他就更寂寞了。

  那凉亭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那炭火盆上冒着蓝烟,他就对着那蓝烟呆呆地坐着。


  有一天,有两个亲戚来看他,怕是一见了面,又要惹动他的心事,他要写那“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耿振华吾儿”的信了。

  于是没敢惊动,就围绕着凉亭,踏着雪,企图偷偷看了就走了。

  看了一会,没有人影,又看了一会,连影子也没有。

  耿太太着慌了,以为一定是什么时候跑出去了。心下想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可不要闯了乱子。她急忙地走上台阶去,一看那吊在门上的锁,还是好好地锁着。那锁还是耿太太临出来的时候,她自己亲手锁的。

  耿太太于是放了心,她想他是睡觉了,她让那两个客人站在门外,她先进去看看。若是他精神明白,就请两位客人进来。若不大明白,就不请他们进来了。免得一见面第二句话没有,又是写那“大中华民国”的信了。但是当她把耳朵贴在门框上去听的时候,她断定他是睡着了,于是她就说:

  “他是睡着了,让他多睡一会吧。”

  带着客人,一面说话一面回到正房去了。

  厨子给老爷送饭的时候,一开门,那满屋子的蓝烟,就从门口跑了出来。往地上一看,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边卧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觉,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似的。

  耿大先生被炭烟熏死了。

  外边凉亭四角的铃子还在咯棱咯棱地响着。

  因为今天起了一点小风,说不定一会工夫还要下清雪的。

1941年3月26日


(本篇署名萧红,首刊于1941年4月13日至4月29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901至9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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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红
类型:散文随笔
总字数:1.2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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