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献给阿希尔·贝努维尔先生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讨。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什居然给了他一百苏。我感到有些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悲惨的人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这件往事的记忆一直让我念念不忘。我这就讲给你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家原籍在勒阿弗尔,并不富裕。日子还过得去,如此而已。我的父亲终日工作,很晚才从办公室回家,挣的钱却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因为家里生活拮据而非常痛苦,她经常找些尖酸刻薄的话,指桑骂槐、狠声恶语地责怪自己的丈夫。那可怜的人这时便做出一个手势,让我看了心酸。他张开手抹一下额头,仿佛要擦掉其实并不存在的汗珠,却什么也不回答。我感觉得到他那无奈的痛苦。我们凡事都节省;从来不接受邀请的晚宴,免得还要回请;买生活必需品总是等降价,或者卖商铺剩余的货底。姐姐们都是自己缝制连衣裙,为了买十五生丁一米的饰带也要长时间地讨价还价。我们平日吃的总是带点荤腥的浓汤和换各种作料做的牛肉。据说这既卫生又有营养;不过我更希望能吃点别的。

  如果我丢了纽扣或者弄破裤子,就会劈头盖脸挨一顿臭骂。

  不过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盛装华服地去海堤上兜一圈。父亲身穿礼服,头戴礼帽,手上戴着手套,伸出胳膊让母亲挽着。母亲则浓妆艳抹,犹如节日里彩旗招展的轮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停当,只待下达出发令;可在最后一刻,总是在一家之长的父亲的礼服上发现一个没留意的污迹,只得赶紧找来一个布头蘸了汽油把它擦掉。

  于是父亲头上仍然顶着大礼帽,脱下外衣,露出坎肩和衬衫,等候她们操作完毕;这时母亲已经架好近视眼镜,摘下手套免得弄脏,忙得不可开交。

  全家人隆重上路了。姐姐们臂挽着臂走在前面。她们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父母常带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走在母亲左边,父亲在她右边。我至今还记得我可怜的双亲每星期日散步时那虚张声势的神态﹑僵硬的姿态和严肃的举止。他们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腰杆直挺挺的,两条腿硬邦邦的,似乎一桩极其重要的事情就取决于他们的举手投足。

  而且每个星期日,看到从陌生的遥远国度开来的大船进港,我父亲总要一字不变地重复同样的话:

  “啊!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该有多好呀!”

  于勒叔叔,我父亲的弟弟,现在是全家唯一的希望了,而他以前却是全家的祸害。我从孩提时起就常听家里人谈论他,在想象里我对他已经那么熟悉,仿佛一眼就认得出他来。我对他去美洲以前的生活了如指掌,尽管大家谈起他那一个阶段的事都压低了嗓门。

  据说他有过一段劣迹,或者说他挥霍过一些钱,对于贫穷人家来说这可是罪莫大焉。有钱的家庭如果有个人爱吃喝玩乐,那是“做傻事”;人们叫他一声“浪荡子”,一笑了之。但是在一个捉襟见肘的家庭,一个大小伙子还要迫使父母动那点家底儿,那就成了败类、无赖、坏蛋!

  虽然是同样的情况,这种大相径庭的待遇却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只有造成的后果才能决定行为的严重程度。

  总之于勒叔叔不但把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遗产挥霍一空,还大大减少了我父亲指望得到的那一份。

  按照那年头时兴的做法,家里人就把他送上一条由勒阿弗尔驶往纽约的商船,去了美洲。

  一到那边,我的于勒叔叔就做起不知什么买卖,而且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一点钱,希望能够赔偿他给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我家引起极大的震动。于勒,大家都说狗屎不如的于勒,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诚实的人,有良心的男子汉,达弗朗什家的好子弟,就像所有达弗朗什家的人一样堂堂正正。

  又有一位船长告诉我们,他租了一个大铺面,生意做得很大。

  两年以后他在第二封来信中说:“我亲爱的菲力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挂念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生意也很顺利。我明天就动身去南美洲做一次漫长的旅行。也许会有好几年没法和你通音信。如果我不给你写信,请不要担心。我发了财就立刻回勒阿弗尔来。我希望这不会为期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过幸福的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全家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就朗读一遍,逢人就拿出来炫耀一番。

  果然,于勒叔叔十年都没有再来过信;但是我父亲的希望却与时俱增;我母亲也经常说:

  “等好心的于勒回来,我们家的情况就不一样啦。他可真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所以每个星期日,看到黑魆魆的大轮船吐着蜿蜒似蛇的黑烟从天际驶来,我父亲总会重复他那句永恒不变的话:

  “啊!要是于勒在这条船上,该有多好!”

  人们甚至以为马上就要看到他挥动着手帕呼唤着:

  “喂!菲力普!”

  于勒衣锦还乡是肯定无疑的了,人们早就在这个基础上构想出千百种计划;甚至还预定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购置一座乡间别墅。我父亲是否已经开始就这件事进行洽谈,我还真说不准。

  我的大姐那年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迟迟没有出嫁,全家人都为此发愁。

  终于有一个人上门来向我二姐求婚了。那是个职员,虽然不富有,但还过得去。我一直认为,正是因为有一天晚上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这个年轻人才不再迟疑,下定了决心。

  家里人忙不迭地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办完婚礼全家去泽西岛小游一次。

  对穷人来说,泽西岛是最理想的旅游去处了。路不远;乘小轮船过了海,就身在外国土地上了,既然这小岛属于英国。也就是说,一个法国人,只须两个小时的航程,就可以亲临实地观看一个相邻的民族,研究这个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的小岛的风俗;尽管有些说话直截了当的人说那里的风俗坏透了。

  这泽西岛之旅成了我们念念不忘的事,我们唯一的期待,每时每刻萦绕着我们的梦想。

  我们终于出发了。我回想起那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点火待发的轮船停靠在格兰维尔码头;我的父亲紧紧张张地监督着我们的三件行李搬上船;我的母亲放心不下,伸手挽住我那个还没出嫁的姐姐,因为自从另一个姐姐嫁出去以后,她就像那一窝里仅剩的一只小鸡,掉了魂儿似的;我们后面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总落在后面,害得我们老要回过头去看看。

  轮船拉响了汽笛。我们总算都上来了,船便离开防波堤,在平静得像绿色大理石桌面一样的大海上驶向远方。我们目睹着海岸节节后退,就像所有很少旅行的人一样,感到幸福而又自豪。

  我的父亲把礼服下面的肚子挺得老高。家里人当天早上精心擦去了那礼服上的所有污迹,所以他正向周围散发着外出之日必有的汽油味。一闻这味儿,我就知道是星期天了。

  忽然,他看见两位先生正在请两位衣着入时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用刀子撬开牡蛎交给先生们,再由先生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吃牡蛎的方式十分讲究,用一方精美的手帕托住牡蛎壳,嘴向前伸,免得弄脏连衣裙;然后,轻快地一嘬,把汁水喝了,再把空壳抛进大海。

  在行驶中的大船上吃牡蛎,我的父亲也许被这高雅的行为打动了。他觉得这么做又气派,又优雅,又高级,于是他走到我母亲和我两个姐姐身边,问:

  “我请你们吃牡蛎,你们要不要?”

  我母亲犹豫不决,因为又要破费了;可是我的两个姐姐立刻表示同意。母亲就气嘟嘟地说:

  “我怕伤胃。你只买给孩子们吃吧,可别太多了,吃多了会生病的。”

  然后,她向我转过身来,补充道:

  “至于约瑟夫,他就不用吃啦;千万别把小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尽管觉得这样厚此薄彼很不公平。我目光一直追随着父亲,看着他领着两个女儿和女婿隆而重之地走向那个破衣烂衫的老水手。

  那两位太太刚刚走开,我父亲便教我的姐姐们如何吃才不致于让汁水洒掉;他甚至做个示范,于是抓起一只牡蛎。他刚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汁水竟一股脑儿洒在他的礼服上。这时我听见母亲嘟哝道:

  “老老实实待着多好!”

  可是我父亲似乎突然神色紧张起来;他后退几步,瞪着眼看着挤在卖牡蛎的人周围的女儿女婿,然后猛地掉头向我们走过来。他的脸色看来十分苍白,眼神也有些古怪,低声对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撬牡蛎的多么像于勒啊。”

  我母亲听了一愣,问:

  “哪个于勒?”

  我父亲说:

  “当然……是我弟弟……要不是我知道他在美洲,景况很好,我还真以为是他呢。”

  我母亲惊慌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你疯了!既然你明知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我父亲坚持说:

  “克拉丽丝,你去看看那个人吧;最好还是你去亲眼看看,弄个明白。”

  她站起来,走到两个女儿身边。我呢,也打量着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睛片刻不离手里干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得出她在发抖。她急急忙忙地说:

  “我看就是他。你快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千万要小心;如今,可别让这无赖又粘上我们!”

  我父亲连忙去了,我也随他同去。我内心感到异常地激动。

  船长是位个头高高的先生,瘦瘦的,蓄着长长的颊髯,此时正在驾驶台上踱步,看他那趾高气扬的神气,就仿佛在指挥一艘远赴印度的邮轮。

  我父亲彬彬有礼地上前和他攀谈,一面恭维他一面向他请教与他的职业有关的事情:

  “泽西岛有多大呀?有些什么出产呀?有多少居民呀?风俗习惯如何呀?土质怎么样呀?”等等,等等。

  外人还以为他们谈论的至少是美利坚合众国哩。

  继而他们又谈到我们乘的这艘船,它叫“快速号”;接着话题又转到船员。最后,我父亲才有些窘迫地问:

  “您船上有个卖牡蛎的老头儿,看上去很有趣。您知道些这个流浪汉的底细吗?”

  这番长谈终于弄得船长不耐烦了,他干巴巴地回答:

  “这个老流浪汉是个法国人。我是去年在美洲碰到他的,就带他回国。据说他有亲人在勒阿弗尔,但是他不肯回去找他们,因为他欠他们钱。他名叫于勒……于勒·达尔芒什或者达尔旺什,总之是跟这类似的一个什么姓。据说他在那边一度发过财,可是你看他现在落魄到了什么地步。”

  我父亲脸色变得煞白,喉咙发哽,两眼呆滞,连说:

  “啊!啊!很好……太好了……我并不感到惊讶……多谢啦,船长。”

  说着他就走了,船长惊异地看着他远去。

  他回到我母亲那里,情绪败坏到极点。我母亲说:

  “快坐下;别让他们看出什么。”

  我父亲一边在长凳上坐下,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果真是他!”

  他接着就问:

  “咱们怎么办?”

  我母亲连忙回答:

  “先把孩子们叫回来。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那就让他去找他们。特别要当心,别让咱们的女婿怀疑到什么。”

  我父亲好像已经惊呆了,低声哀叹:

  “真是祸从天降呀!”

  我母亲这时突然怒不可遏,接着说:

  “我早就知道这个贼坯不会有一点出息,他总有一天还会成为我们的拖累!倒好像对一个达弗朗什家的人还能抱什么希望似的!”

  我父亲用手抹了一下额头,就像他遭到妻子责难时常做的那样。

  我母亲又接着说:

  “快把钱给约瑟夫,让他去把牡蛎钱付了。就差没让那个叫花子认出来。否则在这船上可有好戏看了。咱们快到船的另一头去,免得那个人挨近我们!”

  她站起身;给了我一枚一百苏的硬币,他们就走开了。

  我的姐姐们久等父亲不见他来,正在诧异。我对她们说妈妈有点晕船,然后就问那撬牡蛎的人:

  “我们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我其实想说:我的叔叔。

  他回答:

  “两个半法郎。”

  我递给他一百苏,他找了钱给我。

  我看看他的手,那是一双满是褶纹的粗糙的水手的手;我又看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可怜的苍老的脸,愁眉紧锁,饱经风霜。我一边看一边默默自语:

  “他是我的叔叔,我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十个苏的小费。他谢我说:

  “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那是穷人接受施舍时的语调。我心里想他在那边一定乞讨过。

  姐姐们对我的慷慨大方甚感诧异,一个劲地瞅着我。

  当我把剩下的两法郎交给父亲时,母亲大为惊讶,问:

  “吃了三法郎的?……这不可能!”

  我用坚定的语调声明:

  “我给了他十个苏的小费。”

  母亲气得直跳脚,眼睛瞪着我说:

  “你疯了!拿十个苏给这个人,这个无赖!……”

  父亲使了个眼色让她注意女婿在身边,她才住口。

  这以后,大家都沉默不语了。

  我们的前方,地平线上,一个紫色的阴影仿佛从海里钻出来似的。那就是泽西岛。

  当船驶近防波堤的时候,我心里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去再看一次我的于勒叔叔,走到他身边,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体贴的话。

  可是,没有人再吃牡蛎了,所以他人也不在了,大概下到这可怜人栖身的散发着恶臭的底舱深处去了。

  我们回来乘的是“圣马洛”号,为了避免再遇到他。我母亲已经气急败坏了。

  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您以后还会看到我有时给流浪汉一百苏,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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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泊桑
类型:短篇小说
总字数:4792
阅读量: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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