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秋天,大战还在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的秋天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皮毛上,寒风吹动它们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给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风儿吹动它们的羽毛。这是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岗上朝南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在暮色中穿过市区,有三条不同的路通往医院。其中有两条沿着运河,可是路太长。然而人们总得跨过一条运河的一座桥,才能走进医院。有三座桥可供挑选。其中一座上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觉得很暖和,等炒栗子放进你的口袋,好一会都是热乎乎的。医院很古老,也很美,你进得院门,穿过一片院落,从另一端一扇院门出去就到。经常有葬礼仪式从院落里开始。这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分科小病房,我们每天下午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使我们大为好转的理疗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坐的理疗椅旁说:“你在战前最喜欢干什么?你搞过体育活动吗?”

  我说:“不错,踢足球。”

  “好,”他说。“你将能重新踢足球,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弯不动,大腿从膝盖直削到踝节,没有腿肚子,要由这理疗器来使膝关节能弯曲。像蹬三轮自行车那样灵活。可是眼下还不能弯,而那理疗器触及膝关节时便会往一边倾斜。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将能重新踢足球,像个锦标选手。”

  旁边那台理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由两条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那些僵硬的手指,轮到医生来检查时,少校对我眨眨眼,说:“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上尉大夫?”他曾是非常高超的击剑手,是意大利战前最优秀的一个。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只曾经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显示整形之前和经过治疗后大了一点的形象。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是枪伤吗?”他问。

  “是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另一个立志当兵,等我们结束了治疗,有时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歌剧院隔壁的柯伐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近路,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A basso gli ufficiali!”。另外有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他脸上蒙着一块黑丝绢,因为他当时没有鼻子,有待于整形。他从军校直接上了前线,第一次上火线,一小时内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把他的鼻子弄端正。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再说,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争结束后会怎么样。我们当时只知道仗一直在打,但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还待得不够长,没法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而那种勋章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他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外,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那个棘手的地区到柯伐咖啡馆去,在黑夜中走着,酒店里灯光闪烁、歌声不绝,或者有时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才能在大街上前行,感到被某种类似的遭遇团结在一起,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伐咖啡馆,那儿富丽,温暖,灯光不太炫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弥漫,并且总是有些姑娘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伐的姑娘们非常爱国,我发现,在意大利最最爱国的正是这些咖啡馆的姑娘——而且我相信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句,满是fratellanza和abnegazione等字眼,但是,去掉了那些形容词儿,真正的含义是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好算是他们的朋友。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他们不再把我当知心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诚然,我负了伤;可大伙儿都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受奖有愧,有时,下午喝鸡尾酒的时间一过,我会想像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干的一切;可是,在晚上的寒风中,路边的店门都关上了,我在空荡荡的街上走回家去,尽量挨着街灯走,我明白自己决不可能冒那种险,我当时是多么怕死,于是我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那三个佩勋章的人像三只勇猛的猎鹰;我却不是,尽管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这一点,他们仨很清楚,于是我们分手了。不过我跟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无法知道自己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了;所以他也决不会被他们看作知己,而我喜欢他,因为我想或许他也不会变成兀鹰了。

  那位少校,杰出的击剑手,可不相信人的勇气,每当我们坐在理疗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他曾夸奖我的意大利口语很流畅,我们便轻松自如地聊起来。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在我看来太容易了,我不太有兴趣了;实在太容易讲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我们研究起语法来,不久,我就感到意大利文实在太难了,以致我脑子里没弄清语法结构时,不敢同他交谈了。

  少校总是按时上医院来。我记得他从不错过一天,尽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相信这理疗椅。有一段时期,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东西全是胡闹。那时,那种理疗椅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他说,“纸上谈兵,跟任何理论一样。”我没学好意大利语法,他说我是个不可救药、丢人现眼的笨蛋,而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竟煞费心思来教我。他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理疗椅中,右手伸进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上下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等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什么?”他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我要回美国。”

  “你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真是太蠢了,”他说。他看上去很恼火。“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男人注定要失去一切,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些无法丧失的东西。”

  他讲得非常愤慨、尖刻,眼睛直瞪着前面。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少校说。他正望着墙壁。然后他低头看着这理疗机,使劲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拔出来,朝大腿上狠狠拍打。“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叫唤那操作理疗机的护理员。“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便把门关上。等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我正坐在另一只理疗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便帽,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不会这样粗暴了。我妻子刚去世。你务必原谅我。”

  “噢……”我说,为他感到惋惜。“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真是太难了,”他说。“我实在想不开。”

  他的目光越过我,直望着窗外。接着他哭起来了。“我实在没法想开啊,”他说着哽咽起来。然后他失声痛哭,抬起头,视而不见地呆望着,泪水从两颊上淌下,嘴唇紧咬,挺起腰板,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理疗椅,走出门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非常年轻,死于肺炎,而少校是直到受了伤残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的。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去。少校有三天没来医院。之后,他按时来了,军服的袖子上围上一道黑纱。他回来时,只见医院的四面墙上挂满了镶着镜框的大照片,显示各种伤病由理疗机治疗前后的对比。在少校坐的理疗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类似他的伤手的照片,但已完全治疗好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了这些照片。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试用这种理疗椅的。但这些照片对少校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他只顾向窗外眺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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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明威
类型:短篇小说
总字数: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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