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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滴翠轩到了对面网球场，立在上头的山脊上，才可以看到塔山；远远的，远远的，见到一个亭子立在一个最高峰上，那就是所谓塔山公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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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无历日。”这是一句古话，然而我在山中却把历日记得很清楚。我向来不记日记，但在山上却有一本日记，每日都有二三行的东西写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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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山中的第三夜了。月色是皎洁无比，看着她渐渐的由东方升了起来。蝉声叽——叽——叽——的曼长的叫着，岭下洞水潺潺的流声，隐略的可以听见，此外，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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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张挂着避暑会的通告，在莫干山的岭下及岭脊。我们不晓得避暑会是什么样的组织，并且不知道以何因缘，他们的通告所占的地位和语气，似乎都比当地警察局的告示显得冠冕而且有威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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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你如果有福气独自坐在窗内，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来打扰我，一点钟，两点钟的过去，嘴里衔着一支烟，躺在沙发上慢慢的喷着烟云，看它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这静境之内，你便可以听到那墙角阶前的鸣虫的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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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你们这儿的兵怎样，据我所看见的大都是面黄肌瘦，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至于我们那儿的也差不多，也是一层皮子包着突出来的骨头的，可是满脸却罩着的是一层惨白的烟灰色，——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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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给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来，我想可以有一百来封。可惜民国十五年的京报事变，二十一年的上海战争，我都损失了不少书物，那些书物里面准有几十封鲁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时不小心，居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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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沬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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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常说：“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浙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远在思想的斗争中，似乎无暇记述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没有充分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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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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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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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的新年，我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的学校得到了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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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手足：艺风社的展览会快开了，你叫我写一篇文字来批评你的思想和艺术。这事在一个意义上是容易得很的，因为我无论如何不了解你的思想和艺术，我总可以站在老兄的立场，说几句冒充的内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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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以上的人，每把求学叫做读书；这读书，也就是四十岁以下的人所称的求学。（虽然四十岁只是一句含混话，并不极端附和钱玄同先生一过四十岁即须枪毙之说，但是到底隐隐约约有一条鸿沟，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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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是一片平原，境内连土堆般的小山也没有，就有也只是几个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虽有几条，毛病却在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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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听一位云南朋友潘孟琳兄谈及，云南有一种挑贩，挑着两个竹篓子，口头叫着：“卖东西呵！”这种挑贩全是绍兴人，挑里面的东西全是绍兴东西；顾主一部分自然是绍兴旅滇同乡，一部分却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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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看红叶，特地跑到绍兴去。上海是春天连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国梧桐呈着枯黄以外，红叶这一样东西从未入梦，更何论实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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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宗杰：你是好游的，我愿同你讲讲我去年在里昂时的游兴。在那里的时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边旅行，而且每逢礼拜日，只要没有约会或紧要的事务，我也必到乡间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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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月大清早上与诸位讲夜的事情，未免十分的得罪；然而今夜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不惜来荒废您所要计划今天一日大事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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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乎北京乎！别来五年了。经过丰台以后，火车着慌，如追随火光的蛇的急急游行。我，停了呼吸，不能自主的被这北京的无形的力量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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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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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忽然听到一阵杂扰的声音，大家都赶到船边去看，见岸上一大群水手，正在撤去船上的梯子，船与岸两者间所借以交通者只有两个梯子，正在撤去的就是二者之一，也就是我到船上来时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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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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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里面，居然有着三个学徒，这也可算是这几个人的奋斗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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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谈到“难兄难弟”的又一个——李公朴先生。上节谈过的章先生是银行练习生出身；倘若练习生可算是摩登学徒的另一名称，那末李先生却也有着相类的发源，他原来做过镇江一家京广洋货店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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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家长”外，我们还有几个“难兄难弟”，倘若这里所用的“难”字可作“共患难”的“难”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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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和诸位谈过了“故事的象征”，现在要在这一个观点之下来谈逆流中的一个文化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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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从苏联一个又一个的五年经济计划实行奏效之后，经济学家都喜谈“计划经济”，其实不但经济应有计划，就是读书也应该首先有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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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时被捕的几个“难兄难弟”，关于他们的生平，我已和诸君谈过了。最后要谈到我们的一个“难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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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要谈谈我们的“家长”。稍稍留心中国救国运动的人，没有不知道有沈钧儒先生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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