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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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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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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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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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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我开初疑心你是一个乞丐,心里想:好好的一个汉子,又不衰老,又非残疾,为什么不去做工,读书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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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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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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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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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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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史癖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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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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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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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勃尔根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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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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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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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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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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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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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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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这实在是对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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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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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遗山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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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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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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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兄:两日前看见《新青年》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Esperanto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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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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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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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a-a-ch!乙你搬到外国去!并且带了你的家眷!你可是黄帝子孙?中国话里叹声尽多,你为什么要说洋话?敝人是不怕的,敢说:要你搬到外国去!丙他是在骂中国,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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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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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