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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不大安定，时间上精力上都不允许我写长篇小说，所以从《骆驼祥子》“杀锅”后，就没有较长的小说问世。四年来，剧本倒写了几个，不是长于写剧，只是抽一点工夫，对付着能成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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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没见过老田，万幸，他能无缘无故的把人气死。就拿昨天说吧。昨天是星期六，照例他休息半天。吃过了午饭，刷刷的下起雨来。老田进来了：“先生，打算跟您请长假！”为什么呢？“您看，今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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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欢迎，欢迎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朋友们！我们听说，你们要到北京来表演，渴望已久。欢迎，欢迎，你们终于来到首都，而且是与春风手拉手儿来的！你们的表演是多么精彩啊，使我们忘记了翠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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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大致是重文轻武的，因此，“文弱”便有了赞美的意思；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中了状元，是最理想的人物与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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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阡同志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将我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了话剧，在北京和别处上演，都很成功。在北京和天津上演，都有不少位三轮车工人来看戏，事后还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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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人类的明天。成人面前，不远儿就是坟墓；儿童的头上才有阳光。但是儿童不会自己长大，如一棵花草那样。所以，今天我们所给予儿童的只许好，不许坏；一坏便是民族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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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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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十九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年里，以这小组为基础，北京的相声艺人们进行了内部的团结工作，并共同研讨如何改进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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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我所爱读的月刊之一。每逢接到，我总要晚睡一两点钟，好把它读完；一向是爱早睡的，为心爱的东西也只好破例而不悔。《西风》的好处是，据我看，杂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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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仇都可解，唯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仗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并没得罪了他，这是骑着脖子拉屎。战争本是兵对兵，将对将；可是这次日本轰炸的是后方，杀戮的是民众，奸淫的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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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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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开得很好。一来是每个代表都兴高采烈，出席踊跃，发言积极；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头一回开会嘛，谁能不高兴呢！二来是各党派、各民主阶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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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我到广东、福建逛了一趟。回来，又到呼和浩特去了几天。路走的不少，也看到不少从前没见过的山川、城镇、古迹、园林……的确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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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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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朋友现在还在北平受苦。这些人之中，有的是因为听到卢沟桥的炮声，而以为事情必不会恶化，所以就不慌不忙，不作出走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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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是国耻中最大的一个，因为不但丢失了东北四省的人民与土地，而且教暴日决定再用威吓的手段掠取华北，甚至于全中国。有了“九一八”，日本已把中华视成囊中物，伸手即得，费最小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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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盼作戏剧运动的朋友们注意下列的一些小事：（一）在剧情说明书上，在剧场内外，在任何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印上，写上：入场务祈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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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地球上（别的星球上有没有生物，还不知道）的动物而言，人类的历史实在是光华灿烂，压倒一切的。人类的进化比狗马都快得多，而且一旦变成人形就马上开始控制和利用他四周的一切；于是这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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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使我对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正当的处理方法，都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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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兴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要大大地改变样子。是往好里改，还是往坏里改呢？肯定地说，是往好里改，往很好里改。因为：一九六零年，六十年代的开始，世界上发生的大事，特别是亚洲、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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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谈现代教育，这可不容易办！我这个家伙不会瞪着眼批评。我最喜欢和朋友们瞎扯，用不着“诗云”，也用不着“子曰”；想叫我有头有尾的说一遍，我没那个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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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了不少青年朋友们写的小说。其中有很好的，也有很不好的。那些不好的，大概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写得太慌忙。“世事多因忙里错”，作文章当然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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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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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胜利，而胜利后又复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强，真使我觉得中国的命运将和阿Q的命运没有两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不属于任何党和派，我没有当汉奸，我八年来的言论作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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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十一月十六日三版《杀人不见血的罪犯》那篇文章里，所揭发的淫书淫画贩张瑞生的犯罪事实，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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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文艺界座谈会上，谈到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习惯于集体主义的生活，可是艺术创作又是个人的劳动，这就很难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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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幺”儿子。母亲在生我的时候已四十二岁了。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母亲没有乳，只给我打一点面糊吃。父亲去世后，家更穷了，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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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题材的剧本应当写，应当多写！当然，这并不排斥写历史戏等等。写，和能否写好，乍看是两回事，细看是一回事。老不写，老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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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前，我没写过剧本。抗战以后，剧运亨通，我也就见猎心喜，想多学习点手艺。到今天止，我已写过四本半剧了——其中有一本是与宋之的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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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关于但丁或莎士比亚的书籍，是可撑满一座图书馆的。拿破仑的传记，恰如鲁德未格所言，有如公墓上的碣碑！换句俗话，就是多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