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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思夜想，忽忽已二十五年了，每逢春秋佳日，更是想个不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却原来是害了山水相思病，想的是以幽壑奇峰著称的浙东第一名胜雁荡山；不单是我一个人为它害相思，朋友中也有好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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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想起一句古话来了，叫做“积少成多”。看官，你不要看轻了这四个字，要晓得这四个字里，包含了许多意思，许多精妙的意思，而且有极大的用处，列位且听我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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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原诗写道：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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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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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脚骨”——读若Phacahkueh，是我们乡间的方言，就是说“无赖子”，照王桐龄教授《东游杂感》的笔法，可以这样说：——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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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进到中国的儿童界里，不曾建设起“儿童学”来，只见在那里开始攻击童话，——可怜中国儿童固然也还够不上说有好童话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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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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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从文学方法的，文学的名词方面的，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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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有关雨的趣闻”，共有三则，都是外国的，大概因为那一版全是国际资料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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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住过六年，但只在东京一处，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明治时代的末期，在文学上已经过了抒情的罗曼主义运动，科学思想渐侵进文艺领域里来，成立了写实主义的文学，这在文学史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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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化知识能不能走终南捷径呢？这是许多初学的同志时常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过于笼统。一定说能或不能，都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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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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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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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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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的猜谜。只有陶老头子，天天独自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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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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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飙社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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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古来都当他作隐逸诗人，这是皮相之见，其实他是很积极的，最明了的表示是他的《读山海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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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时候，有一个短小精悍的队员来报告道：“我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我们附近逡巡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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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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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地球中央！右手抚抱喜马拉雅，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四万万八千万缕活跳的血脉环绕我全身。无尽的，汪洋的生命，太平洋永生不断的波纹——长在我的怀里，泛滥在我胸前！我站在地球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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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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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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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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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给上海广州的晚报写了些小文章，共总得数十篇，承出版社好意为选择一部分出版，这是很可感谢的，书名最初拟名“鳞爪集”，但太是普通了，怕和别人重复，改用“草叶集”呢，又与惠特曼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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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把我国的阴历叫作农历，其实如果真有农民所专用的那么一种历本的话，倒完全应该是现在所通行的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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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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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窗外飘着两只风筝，一只是颜色纯红的雄鹰，另一只看不出形状，花中带绿的外表，它们并排飞着，迎风起舞，俏皮，活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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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下去，为什么会有空喊的呢？空喊读书的，可能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因为自己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坐不住，安不下心，读不下去，但是又觉得读书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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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