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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古来都当他作隐逸诗人，这是皮相之见，其实他是很积极的，最明了的表示是他的《读山海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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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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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把扶桑说成墨西哥？难道过去我们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错了吗？”有人看了前次的《夜话》以后，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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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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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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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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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美丽的家乡哈尔滨，拥有“东方小巴黎”的美称。也许哈尔滨在你的想象中是白色的，纯洁晶莹，冰灯、雪雕、冰雪大世界，是一种童话般北国的浪漫；也许哈尔滨在你的记忆中是绿色的，绿树掩映的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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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话作辩护，未免有点同善社的嫌疑。但是，只要我自信是凭了理性说话，这些事都可以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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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窗外飘着两只风筝，一只是颜色纯红的雄鹰，另一只看不出形状，花中带绿的外表，它们并排飞着，迎风起舞，俏皮，活泼，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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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下去，为什么会有空喊的呢？空喊读书的，可能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因为自己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坐不住，安不下心，读不下去，但是又觉得读书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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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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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有许多闻名的山水，其中有一座烂柯山，位于衡县以南。我曾见许多朋友到浙江去就一定要看看烂柯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座山上果真有什么迷人的风景不成？事实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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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熊这东西，在动物学上找不到，但是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上，我记得曾经说到过。小时候听人讲过，有旅人遇人熊驱羊群来，被迫与羊群同行，来到人熊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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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原诗写道：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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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傍晚，天色比平时暗得要早，突然的降温，掺着寒气，使得外面刮起了大风，天空也灰蒙蒙的，屋里灯亮着，书架上的几本书也到还书期限了，于是潦草收拾一番，披上厚厚的衣服，便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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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涂西抹，忽忽三十年，自己觉得不祥文字，无补邦国，很为惭愧！因此起了投笔焚砚之念，打算退藏于密，消磨岁月于千花百草之间，以老圃终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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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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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乡巴佬坐洋车，忽然想起一个童年的故事。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祖母常常进街。我们并不住在城外，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有一天，祖母又要进街，命令我：“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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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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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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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家，是危险的。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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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怎地觉得是生在黑暗时代，森林中虺蜴虎狼之害总算是没有了，无形的鬼魅却仍在周围窥伺，想吞吃活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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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杏花开放时，江南一带，往往春雨绵绵，老是不肯放晴。记不得从前是哪一位词人，曾有“杏花春雨江南”之句，这三个名词拆开来十分平凡，而连在一起，顿觉隽妙可喜，不再厌恶春雨之杀风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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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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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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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收得佟世思著《与梅堂遗集》十二卷，附《耳书》《鲊话》各一卷，系其六弟世畿所编集，有康熙辛巳序，但刻板似在雍正时，王渔洋序文署名已避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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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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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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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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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