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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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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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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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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电影“《姊妹花》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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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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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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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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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蝼蚁尚知贪生”,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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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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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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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仪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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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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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新的“世故”。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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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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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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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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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客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弢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乃榜其门曰“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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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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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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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无聊小报,以登载诬蔑一部分人的小说自鸣得意,连姓名也都给以影射的,忽然对于投稿,说是“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凡我所遇见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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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于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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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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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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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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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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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丰之余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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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刚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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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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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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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于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