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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贫，我在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去挣钱养家，不能升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正作一个小学校的校长。以我这么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时候，中学是四年毕业，初级师范是五年毕业），既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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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是近代文化病之一，类似痢疾，一会儿一阵，每日若干次。可是如得其道，或可稍减痛苦。兹条列有效办法如下：（一）给要人写信宜挂号，或快邮，以引起注意；要人每日接信甚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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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一拿到那张红色的选票，我的心差不多要跳了出来，我的手心上出了汗。我不知道怎样才好了！我本要跳起来欢呼，可是喊不出，我的眼圈儿倒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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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新年，不知怎么心里就要喜欢一下，同时又有点胆战心惊：好像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味儿。喜的什么呢？很难说；大概是一种遗传病，到了新年总得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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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可爱的。自从毛主席住在这里，北京就顶可爱了。毛泽东这个光荣的名字，已经挂在全世界的人民的口上。他们也都知道，毛主席是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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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枝大叶的我可以把与我年纪相仿佛的好友们分为两类。这样的分类可是与交情的厚薄一点也没关系。第一类是因经济的压迫或别种原因，没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力，到二十多岁已完全把生活放在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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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往往离死太近，一想便寒心，总以不患为是。即使承认病死比杀头活埋剥皮等死法光荣些，到底好死不如歹活着。半死不活的味道使盖世的英雄泪下如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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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字数的限制，上期讲西红柿未能讲到“人生于世”，或西红柿与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故须再谈。不过呢，这次还是有字数的限制，能否把西红柿与人生于世二者之间的“然而一大转”转过来，还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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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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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苦命人，到处都得受罪。穷大奶奶逛青岛，受洋罪；我也正受着这种洋罪。青岛的青山绿水是给诗人预备的，我不是诗人。青岛的洋楼汽车是给阔人预备的，我有时候袋里剩三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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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道：今儿个晚上脱了鞋，不知明日穿不穿；天有不测的风云啊！为留名千古，似应早早写下自传；自己不传，而等别人偏劳，谈何容易！以我自己说吧，眼看就快四十了，万一在最近的将来有个山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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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现在单讲趵突泉。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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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北平使馆区拒绝华人迁入避难。故代鸣不平。）呈为呈请事：窃查明哲保身，先贤垂训，英雄惜命，乱邦不居。公民等生遭末世，时怀戒心，家寄长安，恨乏租界！故每值同室操戈，辄乞安全于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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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讨厌母鸡。不知怎样受了一点惊恐，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结没完，而并没有什么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可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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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亡，得见武汉三镇；名不虚传，的确伟大。立在蛇山上，或黄鹤楼头，看着滚滚长江，风帆来去，小小的一颗心不由的起了无限感慨与希望：越自认藐小，越感到景物的伟大；越痛心国土的日促，越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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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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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年春天由国外回到北平，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这个愿望，可是，直至抗战的前一年才达到。《骆驼祥子》就是我作职业的写家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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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伟大标志还在。布局的协调雄伟、城墙、海子、皇宫和寺庙的建筑奇迹仍然保存着。远离喧嚣的大街的谧静也还没变，这正是这座城市巨大的魅力所在，这种谧静只是被鸟鸣、童音和树叶的簌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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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略济南的美，根本须有些诗人的态度。那就是说：你须客气一点，把不美之点放在一旁，而把湖山的秀丽轻妙地放在想象里浸润着；这也许是看风景而不至于失望的普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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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旧时代过新年的光景，不由地要发笑；大家都作了些蠢事。那时候，似乎到处都有神有鬼。人要过好了新年，就必不可得罪鬼神。于是，为了迷信的事儿就都花费不少的时间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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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喜，却又寂寞，有点自相矛盾。别着急，略加解释，便会统一起来。近来呀，每到星期日，我就又高兴，又有点寂寞。高兴的是：儿女们都从学校、机关回家来看看，还带着他们的男女朋友，真是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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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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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没主张便是四万万人没主意；指望着民意怎么怎么，上哪里去找民意？可有多少人民知道满洲在东南，还是在东北？和他们要主意，等于要求鸭子唱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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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确有点像北平：街平，房老，人从容。只在成都歇了五夜，白天忙着办事，夜晚必须早睡，简直可以说没看见什么。坐车子从街上过，见到街平，房老，人从容；久闻人言，成都像北平，遂亦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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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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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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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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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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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是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的：开追悼会，撰制墓碑等等都是方法之一。许地山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与文艺写家，大概已经有人给他开过追悼会，或用了其他的方法去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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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位欧洲人，从书本上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他知道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有人问他：怎样用筷子呢？他回答：一手拿一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