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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征收局。九位职员，两三位工友。正屋中间，麻雀一桌。旁屋里，木床一张，灯枪俱全，略有薄雾。月收二百元左右，十一二位的薪资、赌金、烟费，都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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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鸽正如养鱼，养鸟，要受许多的辛苦。“不苦不乐”，算是说对了。不过，养鱼，养鸟较比养鸽还和平一些；养鸽是斗气的事儿。是，养鸟也有时候怄气，可鸟儿究竟是在笼子里，跟别的鸟没有直接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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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年十月四日，在北碚江苏医院割治盲肠，廿日出院。出院之日，正是家属由宝鸡起身来渝之时。北平在敌人铁蹄下，已成饥饿地狱，她们九月初离平，十月中旬到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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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不可能写出像最近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这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虽然并不怎么好，可是和我的解放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本质上是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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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听到过我们的一句口号“百花齐放”，意思是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得以充分发展，鼓励首创精神。自从共产党发表这一方针已经一年半了，其积极作用已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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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丁香正盛开。是的，我们是5月16日到那里的。天气正好不冷不热，白的紫的丁香而外，各色的郁金香也都开着小型的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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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儿最小，我还没到家，他已下了学，在门外等着我。小三儿跟小四儿和我同时到了家。“上哪儿去了？这么喜欢！”孩子们见我眉开眼笑的，这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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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的北京，人们清晨相遇，不互道早安，而问“您喝了茶啦？”这有个原因：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每日只吃两顿饭。清晨，都只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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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一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美帝侵略越南，中国人民不能、绝对不能坐视不救！我们永远是怎么说，就怎么办！美帝若敢继续扩大侵略，我们一定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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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看不懂的事物，是很有趣的；看完而大发议论，更有趣。幽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去看我们不懂得的东西，心里自知是外行，可偏要装出很懂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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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忙得出奇。恍忽之间，仿佛看见一狗，一马，或一驴，其身段神情颇似我自己；人兽不分，忙之罪也！每想随遇而安，贫而无谄，忙而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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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写作者：（1）把长诗《剑北篇》写完。此篇已成二十八段，希望再写十二段，凑成四十段，于今年四月里全稿可以付印。（2）试写歌剧，拟请茅盾先生设计，由我去试写，合撰一小型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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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通俗化这问题，我们已听到看到许多的意见与言论。对于一事一理的讨论，自然是不厌其详的；可是设若始终在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上的试验，则言论必来回绕圈，渐觉枯窘；而有志于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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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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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好处是说不尽的！为简单一点，我只说我自己得到的好处吧。自抗日战争起，我就成了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没法写出我的心腹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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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伟大的日子——今天，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是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的讲话给中国文艺思想史开了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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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代表：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我参加过不少次文艺界对宪法草案的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上规定了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这使文艺界特别兴奋，作家们是喜爱说话的，不用嘴说，就用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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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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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咱们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来推断，1958年应当是更吉祥的一年。让我们热情地互道新禧，精神百倍地建设咱们的社会主义吧！1957年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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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极其鲜明地摆在这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里，因为打退了美国的侵略军，因为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跨上千里马，百废俱兴，万象峥嵘；再看看南朝鲜呢，因为李承晚卖国求荣，美军赖着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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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比如早半天考代数，下午考历史，在午饭的前后你得把脑子放在两个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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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内地的人民不会跳舞。因为不跳，歌谣音乐也就贫乏。礼乐之邦，于是，就很寂寞。，我明白了：恐怕“礼教之邦”一语比“礼乐之邦”还更切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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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努力学写剧本我不会写戏。可是，五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写剧本。这一来是为多学一点本领，二来是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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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郑重的不厌其详的讨论，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热烈地鼓掌吧！跳起来欢呼吧！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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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帮助了人们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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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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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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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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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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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七七”，我们必定举行国民献金，这是当然的，因为献金是民气的测验，也是前后方痛痒相关，打成一片的最好的表现方法与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