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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增产节约,文艺作家们当然也要热情的响应。我想到一些办法,写在这里:(一)想在文艺写作上增产节约,我们必得多多学习,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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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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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北京京剧团的特点有四:(一)演员多,流派多。演员多,故配搭整齐,牡丹花好,叶儿也好,演出的节目不论大小,都能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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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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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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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运动已渐次普及全国各角落与各阶层,这是件了不得的事。北京的画家们也爱国不甘落后,组织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义卖所得,全数作慰劳中国志愿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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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由莫斯科回来,感情激动。一激动,就容易把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和报告文学的第一点、第二点都忘了。说不定这篇报道(尽管很短)会写的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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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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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写作者:(1)把长诗《剑北篇》写完。此篇已成二十八段,希望再写十二段,凑成四十段,于今年四月里全稿可以付印。(2)试写歌剧,拟请茅盾先生设计,由我去试写,合撰一小型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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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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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努力学写剧本我不会写戏。可是,五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写剧本。这一来是为多学一点本领,二来是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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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遇到包围,或其他的危险,便举手投降。他们不死拼。为什么呢?原来美国的议会里只有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总想争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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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编辑部早就约我写篇较长的文章,有种种原因使我不敢答应。眼看到暑假了,编辑先生的信又来到,附着请帖,约定在上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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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为止,北京市已成立了三十八个城市人民公社。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啊!我生在北京,我知道旧时代的北京是一方面有许多深宅大院,住着贵人或富贾,过着骄奢的腐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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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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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准备多说话。我准备充满热情的和朋友们在一块儿学习,从头学习到底。在学习的进程中,我可以预料到,我会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心里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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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看过些北京工、农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极为高兴。正像咱们干别的事儿那样,说干就干,不开空头支票。说闹文化革命,就闹起来:工人上了台,农民上了台,老太太上了台,小妞儿也上了台;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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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是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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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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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悲忆少年时!是的,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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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有的人出了钱,有的人出了力,只有荣誉军人们却出了血。出了血的荣誉不仅是个人的,而是全民族的,与历史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私仇而失去了胳臂或眼睛,而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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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几千位文化教育和卫生、体育、新闻各方面的先进人物,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会啊!这些人物,人人值得歌颂,个个应该表扬,我不知道怎样来写这篇短文才好!谁能够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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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找出说这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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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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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友揍小工友一嘴巴,经厨房大师傅调解,未动刀,亦未至庶务课起诉。庶务主任探知校长夫人的娘家有喜事,急于煤火费下匀出百元,送去;并携桔子一筐,赠校长的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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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盲艺人讲习班今天结业。六十多位盲艺人,在严冬的三个月里,学习了政治思想,并学习了十段左右新曲子。从政府方面来说,在经济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能照顾到向来没人管的“瞎子”们,真是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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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人工作的地方,也就有妇女工作着,这是今天我们全国的普遍现象。多么美丽的现象啊!是呀,当我在街上走着,我的头时常点一点,表示我的喜悦与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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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还是半殖民地的时候,在洋老爷与二洋鬼子之间广泛地传播着下述的笑话:两个洋老爷打网球,一个头戴红结瓜皮小帽的中国绅士在一旁袖手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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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天桥,北京的老住户们一定会叹口气才说:它是解放前的一块最黑暗的地方。解放初期,也还有这么想的:什么地方都好办,改造天桥可不容易,它的老底子太坏太烂啊!可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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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我永远没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在什么地方去。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在抗战中,在重庆与它的郊区住了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