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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爱花草，爱猫狗。由一个中国人看呢，爱花草是理之当然，自要有钱有闲，种些花草几乎可与藏些图书相提并论，都是可以用“雅”字去形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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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茶馆里同朋友闲吹。算了算，我虽已练习写作十七八年之久，可是不过才出了二十本书。这二十本是：一、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猫城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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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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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来全国跃进的景象，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们的工农商学兵都一致地争取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进行忘我的劳动，以期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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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作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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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同志去世，是文艺界的一个大损失！我和王春同志相识不很久，可是初次见面，我就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人。后来，来往渐多，我越来越敬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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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藩市（旧金山）恰好在双十节之前，中国城正悬灯结彩，预备庆贺。在我们侨胞心里，双十节是与农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常听人言：华侨们往往为利害的，家族的，等等冲突，去打群架，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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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苏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谨致衷心的祝贺！苏联作家一向是中国人民及作家的良师益友，我们都愿乘此机会又一次向师友们致敬致谢！是的，四十多年来，苏联文学始终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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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与青岛住家的时候，我永远没想到过：将来我要住在什么地方去。在乐园里的人或者不会梦想另辟乐园吧。在抗战中，在重庆与它的郊区住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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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作贼的胆虚”。美国侵略者既是贼盗，当然会狡赖，不承认发动了细菌战。残暴无比的也必狡猾无比，这是侵略者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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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由莫斯科回来，感情激动。一激动，就容易把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和报告文学的第一点、第二点都忘了。说不定这篇报道（尽管很短）会写的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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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高兴的事是近几年来文坛后起有人，不但写出很好的小说，也创作了不少好的剧本。欣值岁始，我仅向青年小说与戏剧作者致敬致贺！剧本不容易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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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征收局。九位职员，两三位工友。正屋中间，麻雀一桌。旁屋里，木床一张，灯枪俱全，略有薄雾。月收二百元左右，十一二位的薪资、赌金、烟费，都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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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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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想起我自己小时候的光景，我是多么羡慕你们啊！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节，孩子们是没有自由的。我们说错了一句话，不是挨骂就是挨打，还不要说干出更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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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丁香正盛开。是的，我们是5月16日到那里的。天气正好不冷不热，白的紫的丁香而外，各色的郁金香也都开着小型的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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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儿最小，我还没到家，他已下了学，在门外等着我。小三儿跟小四儿和我同时到了家。“上哪儿去了？这么喜欢！”孩子们见我眉开眼笑的，这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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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一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美帝侵略越南，中国人民不能、绝对不能坐视不救！我们永远是怎么说，就怎么办！美帝若敢继续扩大侵略，我们一定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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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写作者：（1）把长诗《剑北篇》写完。此篇已成二十八段，希望再写十二段，凑成四十段，于今年四月里全稿可以付印。（2）试写歌剧，拟请茅盾先生设计，由我去试写，合撰一小型的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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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须到小河沟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缙云山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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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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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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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民族间的正常关系应是：强大的帮助弱小的，进步的帮助落后的，如兄如弟地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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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密云县城关公社的檀营大队。檀营位于密云县城外东北，约五里。原因：为什么要到檀营去？因为这里有不少满、蒙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前，满、蒙旗人以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往往是一人当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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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内地的人民不会跳舞。因为不跳，歌谣音乐也就贫乏。礼乐之邦，于是，就很寂寞。，我明白了：恐怕“礼教之邦”一语比“礼乐之邦”还更切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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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亮先生在这个月里（六月）给我两封信。“文人相重”，我必须说他的信实在写的好：文好，字好，信纸也好，可是，这是附带的话；正文是这么回事：第一封信，他问我的小说写得怎样了？说起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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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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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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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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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