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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本话剧,叫作《红大院》,已在北京上演。戏并不怎么好,可是很受市民的欢迎。剧中主要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种精神的便是进步人物,没有它的便是落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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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大兴安岭上游览访问,忽然听到梅兰芳同志病逝的消息。我们都黯然者久之,热泪欲坠!我们之中,有的是梅大师的朋友,有的只看过他的表演,伤心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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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间,交通不方便,人们很怕到远处去,特别害怕到边疆去。就以内蒙古说吧,人们管它叫“关外”、“口外”或“塞外”。一听说到关外去,人们便怕起来,以为那里只有大片的沙漠,大片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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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十几年来,我得到不少参加招待朝鲜友人的机会!我珍视这种机会,而且每次见到来自这英雄国土的友人,都使我极为兴奋、愉快,并引以自豪!不论是在哪里,不论是在何时,中朝两国的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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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花。因气候、水土等等关系,在北京养花,颇为不易。冬天冷,院里无法摆花,只好都搬到屋里来。每到冬季,我的屋里总是花比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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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是个大地方。城虽不大,可是城外的商埠地面不小;商埠自然是后辟的。城内的小巷与商埠上的大路正好作个对照。城里有些小巷小得真有意思,巷小再加以高低不平的石头道,坐在洋车上未免胆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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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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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头一次在青岛过夏。一点不吹,咱算是开了眼。可是,只能说开眼;没有别的好处。就拿海水浴说吧,咱在海边上亲眼看见了洋光眼子!可是咱自家不敢露一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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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鬼都是鼻眼俱全,带着腿儿,白天在街上蹓跶的。夜间出来活动的鬼,还未曾遇到过;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因为我不敢走黑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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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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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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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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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应以艺术为妻,实际上就是当一辈子光棍儿。在下闲暇无事,往往写些小说,虽一回还没自居过文艺家,却也感觉到家庭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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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与作书各有困难。以此为业,都要受气。仿佛根本不是男儿大丈夫所当作的。借此升官发财,希望不多;专就吃饭而言,也得常杀杀裤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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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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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干事邀我到这边来,原规定是大伙坐下吃点东西,教我说个五六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备的材料,一点也不新奇。我以前作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还作过督学,所以我对小学教员的情形,都知道……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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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等处,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为最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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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庄稼”歉收!我的“庄稼”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文学作品,就先说它吧:今年上半年我特别忙:很多次要的事情暂且不提,单说顶大的就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我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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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战士们是为他们自己,同时也是为他们的同胞作战,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因为:假若战士们单单的是为他们自己去作战,那么我们就满可以“坐在城楼观山景”,他们的胜败生死,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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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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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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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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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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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总是在老家才够味儿。家中的酒含着喜气,异乡的酒只能钩愁!我的老家是北平。我可是已有廿年没在北平过年过节了。这廿年来,每逢佳节,特别是新年,我就分外的思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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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是悲感交集的时候。无论我们怎样想教心中平静,我们也免不了思前想后,感慨系之!抗战六年中的流浪生活,已使我习惯了孤寂与贫困,可是到了新年,我还是没法不以酒浇灭了心中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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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已整整十四年。回来,北京的宫殿亭园还都照旧,只是人心变了。当一离开北方,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与快八十岁的老母难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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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边这些人干的事吧:杭州汪德孚等,代制慰劳志愿军的食品,偷工减料,用吃了嘴就发干的石碱粉代替苏打。上海的胡恒庆,承办解放军与志愿军军鞋,偷工减料,腐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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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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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里,有下边这样的话:“文学的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是以热爱劳动、勇敢、无畏、对我们事业胜利的信心的精神,以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忠诚,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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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郑重的不厌其详的讨论,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热烈地鼓掌吧!跳起来欢呼吧!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