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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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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百万民歌歌唱展览会来京展览。这种展览方法很新鲜：每介绍、解说一类展览品之后，即由歌手表演。它叫我们既看到群众的创作成绩，又听到那些作品该怎么歌唱与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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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美丽的。我知道，因为我不单是北京人，而且到过欧美，看见过许多西方的名城。假若我只用北京人的资格去赞美北京，那也许就是成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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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请允许我宣布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教育工会、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日报社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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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问我对第二届国庆节有什么感想，我愿意由自己的工作（文艺）说起；自己本行的事容易说得亲切些。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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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足见种树成林要比教育人民，改造社会风气容易的多，占的时间短。可是，这句古语被我们打破了。看看我们的社会吧，虽然建国只有十年，可是不但处处绿柳成荫，而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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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有新旧二城。新城是满城，至今还住着不少满族人民。我到新城访问了两家满族朋友。第一家姓关。主人快六十岁了，还很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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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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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华北运动会”是在济南举行的。开会之前忙坏了石匠瓦匠们。至少也花了十万圆吧，在南围墙子外建了一座运动场。场子的本身算不上美观，可是地势却取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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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二接到电报：“涤洲病危”。十四起身；到北平，他已过去。接到电报，隔了一天才动身，我希望在这一天再得个消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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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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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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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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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护民族共同语的推行，大力推行！记得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满族人和汉族人虽然都说北京话，可是稍有不同。举一个例子：汉族人管祖母叫奶奶，满族人却管祖母叫太太，而管母亲叫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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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高兴的事是近几年来文坛后起有人，不但写出很好的小说，也创作了不少好的剧本。欣值岁始，我仅向青年小说与戏剧作者致敬致贺！剧本不容易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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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像《收获》这样的巨型文学刊物，也是不多见的。因此，《收获》的刊行，应使我们感到骄傲！前些天，一位有名的英国出版家对我说：“你们的出版计划是惊人的！”是的，假若他看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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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准每月一日刊发，永不差日子。封面：素的与花的相间，半年素，半年花。素的是浅黄或乳白的纸，由有名的书家题字，只题刊名也好，再写上一首诗或几句散文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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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哪一行的总抱怨哪一行不好。在这个年月能在银行里，大小有个事儿，总该满意了，可是我的在银行作事的朋友们，当和我闲谈起来，没有一个不觉得怪委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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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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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应以艺术为妻，实际上就是当一辈子光棍儿。在下闲暇无事，往往写些小说，虽一回还没自居过文艺家，却也感觉到家庭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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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是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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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年春天由国外回到北平，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这个愿望，可是，直至抗战的前一年才达到。《骆驼祥子》就是我作职业的写家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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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以为我之所以热爱北京，是因为我生在北京。是的，谁能对生身之地毫无感情呢。不过，要以此为我热爱北京的全部原因，也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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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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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郑重的不厌其详的讨论，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热烈地鼓掌吧！跳起来欢呼吧！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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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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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是个洋鬼子，我一定也得以为中国字有趣。换个样儿说，一个中国人而不会写笔好字，必定觉得不是味儿；所以我常不得劲儿。写字算不算一种艺术，和作官算不算革命，我都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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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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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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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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