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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是我在山东道上想着的,后来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学术讲演会讲过一次,又在唐山的学术讲演会讲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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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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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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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有特别研究,而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都在提倡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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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长禄先生来信昨天上午我同太虚和尚访问先生,谈起许多佛教历史和宗派的话,耽搁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几乎超过先生平日见客时间的规则五倍以上,实在抱歉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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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渐渐低,水渐渐阔,眼界逐渐扩大,心情也就更觉得舒畅些了。下午三点钟,我们就到达了高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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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青城山去!”春假以前,许多人都这样嚷着。教书生活之腻人,凡是教书的人都有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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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天,我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学校的所在地是离我的故乡七八十里的山间,然而已是邻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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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八月十三日到济南的。城里能逃走的人已走了许多——据说有二十万左右。十四日,青岛紧张,于是青岛的人开始西来,到济南的自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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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有种种说法,但是总括看来,只有两种说法是真有区别的。一种是把“不朽”解作灵魂不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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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文化的界线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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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发表出来的是“眼前文化的趋向”,后来我想了想恐怕要把题目修改几个字,这题目叫作“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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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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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我讲演“丧礼改良”,讲演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不料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的母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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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抱歉,辅仁大学的很多朋友几次要我来说几句话,可是一年以来,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时间,直到今天,才得和诸位见面,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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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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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三,光绪丁未四月下云:“初七日,往返田塍,见野花,指问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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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略谈中国的俳文,这件事却是不大容易,因为古人对于俳谐这东西大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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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柔美风韵之外,还带有一种描写不出奇异的美;甜蜜的,迷人的,最引人发笑的,然而是这样的动人的情绪又会使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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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Rome)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像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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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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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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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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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仪式完毕之后,你们就被列入少数特权分子之列——大学毕业生。今天并不是标示着人生一段时期的结束或完毕,而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一个真正生活和真正充满责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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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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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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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的故事,这故事,我讲了好几次。而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记载的文章之后,我就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那时候我是一个女子中学里的学生,是开始接近冬天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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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搜集一点乡贤著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著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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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午睡醒来,见才拿在手中的一本《陶集》,皱折了倒在枕畔。午饭时还阴沉的天,忽快晴了,窗外柳丝摇曳,也和方才转过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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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潇洒的秋天,飘着零雨,我坐在电车里,看到沿途店里的伙计们差不多都是懒洋洋地在那里谈天,看报,喝茶喝茶的尤其多,因为今天实在有点冷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