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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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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美修斯偷火给人类,总算是犯了天条,贬入地狱。但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却似乎没有犯窃盗罪,没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财产——那时候,树木还是无主的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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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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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明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新进的世界闻人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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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仪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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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禄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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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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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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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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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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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一拿到那张红色的选票,我的心差不多要跳了出来,我的手心上出了汗。我不知道怎样才好了!我本要跳起来欢呼,可是喊不出,我的眼圈儿倒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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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旧时代过新年的光景,不由地要发笑;大家都作了些蠢事。那时候,似乎到处都有神有鬼。人要过好了新年,就必不可得罪鬼神。于是,为了迷信的事儿就都花费不少的时间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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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是近代文化病之一,类似痢疾,一会儿一阵,每日若干次。可是如得其道,或可稍减痛苦。兹条列有效办法如下:(一)给要人写信宜挂号,或快邮,以引起注意;要人每日接信甚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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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文化的界线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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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国二十三年,曾在考试院住过几天,也在此会场讲过话,所以这次重来,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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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可有种种的看法,有唯心的,唯物的,唯人的,唯英雄的……各种看法,我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是从文学方法的,文学的名词方面的,是要把它当作英雄传、英雄诗、英雄歌,一幕英雄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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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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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寂寞了,“北国”人人感到寂寞。一群人组织一个画会,大概是我提议的吧!又组织一个剧团,第一次参加讨论剧团事务的人有十几个,是借民众教育馆阅报室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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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的灯下,人们跳着舞狂欢着,有的抱着椅子跳,胖朋友他也丢开风琴,从角落扭转出来,他扭到混杂的一堆人去,但并不消失在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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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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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胖子,戴着圆眼镜。另一个很高,肩头很狭。第三个弹着小四弦琴,同时读着李后主的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读到一句的末尾,琴弦没有节调的,重复地响了一下,这样就算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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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的战事发生以来,自己变成了焦躁和没有忍耐,而且这焦躁的脾气时时想要发作,明知道这不应该,但情感的界限,不知什么在鼓动着它,以至于使自己有些理解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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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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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起,嘉陵江边上的风是凉爽的,带着甜味的朝阳的光辉。凉爽得可以摸到的微黄的纸片似的,混着朝露向这个四围都是山而中间这三个小镇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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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大人小,秋心沁透人心了。(本诗创作于1932年春,作者生前未公开发表。首刊于1980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辑《萧红自集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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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天,酪色的闲云滑行;下面有蜂,射过寻蜜的呼声。十四,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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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只老猫十分的信神,连梦里他都咕哝着念经。想必是夜中捉老鼠太累,如今正午了都还在酣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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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巨灵般的薄暮云霾,天际行来,将径封埋,荒郊之内我们燎起神柴,照英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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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什么书上,看见德国须勒格尔博士说,东亚的人形玩具始于荷兰的输入,心里不大相信,虽然近世的“洋娃娃”这句话似乎可以给它作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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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古人的作品,对于他们思想感情,大抵都可了解,因为虽然有年代间隔,那些知识分子的意见总还可想像得到;唯独讲到他们的生活,我们便大部分不知道,无从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