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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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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我国的特产，吃茶也就成了我国人民特有的习惯。无论是都市，是城镇，以至乡村，几乎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茶馆，每天自朝至暮，几乎到处都有茶客，或者是聊闲天，或者是谈正事，或者搞些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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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是“五四”以来闻名的名字，但是现在的青年恐怕知道的已经不很多了吧，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就去世了，就是说在近二十几年中间，不曾看见他在文学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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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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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仪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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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医师来信说：我有一个十九岁的独生女，本在××学院读书，因听力较差（患先天性右耳道闭塞，X光线检查证明，不能动手术），读到一九六一年夏季，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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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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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男人压迫的女人，同时也残忍地压迫女人。这种例子在中国家庭内，原是“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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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这是古人一首歌颂午睡的诗，极言午睡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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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枝大叶的我可以把与我年纪相仿佛的好友们分为两类。这样的分类可是与交情的厚薄一点也没关系。第一类是因经济的压迫或别种原因，没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力，到二十多岁已完全把生活放在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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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代表：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我参加过不少次文艺界对宪法草案的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上规定了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这使文艺界特别兴奋，作家们是喜爱说话的，不用嘴说，就用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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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起狼来，谁都有一种反感，因为在于人有害的猛兽中间，只有狼最是贪残，也最是怯弱，值得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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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英国人过圣诞节，好像我们旧历年的味儿。习俗上宗教上，这一日简直就是“元旦”；据说七世纪时便已如此，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虽然将“元旦”改到三月二十五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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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东中由吉巷底有一所古老的殡舍，名昌善局，也是善堂性质的组织，专给人家寄存死者的棺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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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破烂市”上打起着阴棚，很大一块地盘全然被阴栅连络起来，不断地摆着摊子：鞋、袜、帽子、面巾，这都是应用的东西。摆出来最多的，是男人的裤子和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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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演义上的这一段话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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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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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有“欧洲的公园”之称。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而且除了好风景似乎就没有什么别的。这大半由于天然，小半也是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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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快过完了，我们将怎样来迎接这新的一年来临呢？除了在精神上、思想上要作迎新的准备外，在物质上也有点缀一下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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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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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新的“世故”。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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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火炉烧起又灭，灭了再弄着，灭到第三次，我恼了！我再不能抑止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火也点不着，饭也烧不熟。就是那天早晨，手在铁炉门上烫焦了两条，并且把指甲烧焦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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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上的“刘博士订正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加以语堂先生的《写在……后面》，近代中国文豪，大半表上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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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家的诗已出版的有两个集子，还有一篇长诗在印刷中，论理我早应分对他的诗说几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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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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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艺术欣赏问题，意见颇不一致。我在谈话中说起古代的艺术作品有一种强烈的魅力，几位朋友都不以为然，他们开玩笑地说我是“复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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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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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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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纸上得见散木先生的《艺林谈往》二则，很感兴趣，也想记述一点下来。但是我对于当代书画家，不认识一人，所以只好就过去的人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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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佳节，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敭先生的，在《时事新报》上给我们讲光复时候的杭州的故事。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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