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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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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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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其实是可以算知道的,然而我偏要这样说,——俄国歌剧团何以要离开他的故乡,却以这美妙的艺术到中国来博一点茶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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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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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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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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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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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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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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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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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maks,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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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几年杂志和报章,渐渐的造成一种古怪的积习了。这是什么呢?就是看文章先看署名。对于这署名,并非积极的专寻大人先生,而却在消极的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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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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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常说中国人是专重实际的。其实并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无论古今,谁都知道,一个男人有许多女人,一味纵欲,后来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也无效,简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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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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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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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有一个自称姓“张”的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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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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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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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之余达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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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牛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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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我爱看“变戏法”。他们是走江湖的,所以各处的戏法都一样。为了敛钱,一定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黑熊饿得真瘦,几乎连动弹的力气也快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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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雪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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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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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文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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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刚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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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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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娃子,卷螺发,银黄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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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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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当世“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