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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有些财神菩萨的少爷忏悔起来了。忏悔了似乎也有这么三四个月。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几声大炮，就把这些忏悔的少爷耳朵都震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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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位同志看了《宛平大小米》以后，颇感兴趣。有的很热心查访米氏故居和各种遗迹，有的还寄来了有关的文物拓本，并且提出若干问题，要求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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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贫，我在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去挣钱养家，不能升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正作一个小学校的校长。以我这么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时候，中学是四年毕业，初级师范是五年毕业），既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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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呢？说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到大家看见这个题目会感觉诧异。其实，这本来是很普通的典故，我觉得它很有启发性，所以又想把它拿来重新做一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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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许多起死回生的故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神话成分。我们从来都把这许多故事，当做无稽之谈，不去注意它们。但是，最近知道，保加利亚医生竟然救活了死去二十分钟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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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现在单讲趵突泉。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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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碧血录》是我所见林琴南先生最新刊的小说。我久不读林先生的古文译本，他的所有“创作”却都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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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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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平日相见，往往以握手为礼。这种礼节究竟好不好，似乎还值得研究。为什么这样提问题呢？问题首先是由卫生的角度提出的。但是，除了卫生问题以外，实际上还有其他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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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刺绣，名闻天下，号称苏绣，与湖南的湘绣和上海的顾绣，鼎足而三。前年苏州市教育局曾办了一所刺绣学校，延聘几位刺绣专家担任教师，造就了几十位刺绣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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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下近来体验所得，深觉我们倘能体会“消极中的积极”之意味，一方面能给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往迈进的勇气，一方面能使我们永远不至自满，永远不至发生骄矜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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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小品文以来，就有许多小品文的定义，当然没有一个是完完全全对的，所以我也不去把几十部破书翻来翻去，一条一条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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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而对于报纸方面的事情却几乎一点也不曾谈起，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你对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吗？熟悉的朋友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责难，不禁使我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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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英国人过圣诞节，好像我们旧历年的味儿。习俗上宗教上，这一日简直就是“元旦”；据说七世纪时便已如此，十四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叶，虽然将“元旦”改到三月二十五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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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庵梦忆》在乾隆中有两种木刻本，一为砚云本，四十年乙未刻，一卷四十三则，一为王见大本，五十九年甲寅刻，百二十三则，分为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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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同志从内蒙归来，对于两千年前王昭君的故事做了明确的辨正，并且写了一首诗，还把清代道光年间满族诗人彦德的一首诗抄录下来，同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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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天，时常想起东京的夜店。己酉庚戌之际，家住本乡的西片町，晚间多往大学前一带散步，那里每天都有夜店，但是在缘日特别热闹，想起来那正是每月初八本乡四丁目的药师如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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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最后一天，按照中国古老的说法，就叫做除夕。据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所载，古来“除日驱傩，除夜守岁，饮屠苏酒”，乃是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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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讨厌八股，但是谁也没有彻底清除得了八股的毒害，而八股的余孽却阴魂不散，还到处兴妖作怪，借尸还魂。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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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反应。多数朋友都赞成，有个别的仍然表示不大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永远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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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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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提倡白话文，不遗余力，所有小说和一切小品文字，多已趋重白话，如白香山诗，老妪都解，自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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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于一月十七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摊纸执笔，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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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呀嗨，嗨——呀嗨……”我们离开吕河口不远，就听到从背后传来这样的呼声。这里江水越行越窄，而两岸山势也逐渐变得陡峭，青黑色的岩壁上，挂下无数的细流飞瀑，淅淅沥沥地流注江中，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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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唐人写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多有人把它当做品评山水的论断。殊不知原诗只是出力烘衬桂林山水的妙处，并非要褒贬天下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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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菩萨统治着中国，他们说：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但是，反抗着这些中外大小一切种种的财神，——可早就有了个反财神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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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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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医师来信说：我有一个十九岁的独生女，本在××学院读书，因听力较差（患先天性右耳道闭塞，X光线检查证明，不能动手术），读到一九六一年夏季，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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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袁宏道中郎，喜插瓶花，曾有《瓶史》之作，说得头头是道，可算得是吾国一个插花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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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文学作品，由本国人翻为汉文，木刻出版者，在江户时代中期大约不很少，我在北京所见已有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