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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儿花这花名很为美妙，可是你翻遍了植物学大字典，断断找不到的；因为宋光宗的李后讳凤，宫中妃嫔和侍从等为了避讳之故，都称凤仙为好女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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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收拾旧书，发现了前几年为某半月刊上所作的一篇短文，题目是《青纱帐》。文中说到已死去十多年的我的一个族人曾为高粱作过一首诗，诗是：高粱高似竹，遍野参差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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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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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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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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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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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我正赶写剧本。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连昨日的空袭也未曾打断我的工作。写，写，写；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这是全面抗战，这是现代战争：每个人都当作个武士，我勤磨着我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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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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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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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前年曾在贵校的暑期学校讲演过一次整理国故，故今天的题名曰再谈谈整理国故。那时我重在破坏方面提倡疑古，今天要谈的却偏于建设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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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什么叫搬家？移了一个窝就是啦！一辆马车，载了两个人，一个条箱，行李也在条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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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跳着舞，“牵牛房”那一些人们每夜跳着舞。过旧年那夜，他们就在茶桌上摆起大红蜡烛，他们摹仿着供财神，拜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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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有太阳的日子，我的窗前有一个小孩在弯着腰大声地喘着气。我是在房后站着，随便看着地上的野草在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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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学教育开始看重文言，在语文教科书中加入些文言教材，因此时常听到诉苦的话，觉得不易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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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村兄：长久没有通信，实在因为太托熟了，况且彼此都是好事之徒，一个月里总有几篇文字在报纸上发表，看了也抵得过谈天，所以觉得别无写在八行书上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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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文化界现出长足的进步，这进步不能不归功于几个特志的先驱者。就文艺方面说，近代日本文艺史上，如果没有了高山樗牛、正冈子规、国木田独步、二叶亭四迷、坪内逍遥、夏目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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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的黄金时代，曾经有过自己的艺术。譬如“乾嘉之世”，或者更神秘些，“唐虞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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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业问题的人，常常希望有那么一天，粮食能够大量地长在树上，使农业耕作大为简便，受水旱的威胁较小，节约大批劳动力而又能够普遍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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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讨厌八股，但是谁也没有彻底清除得了八股的毒害，而八股的余孽却阴魂不散，还到处兴妖作怪，借尸还魂。这个情况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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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夏初的天气。我爱看树和草的鲜嫩的绿叶子。古人说：“春秋多佳日。”今人鲁迅先生又说：“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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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思夜想，忽忽已二十五年了，每逢春秋佳日，更是想个不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却原来是害了山水相思病，想的是以幽壑奇峰著称的浙东第一名胜雁荡山；不单是我一个人为它害相思，朋友中也有好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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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叫作哑子。天生的不具者，每每是连名字都没分儿消受的。高大的身材，阔的肩，强壮的肌肉，粗黑的脸配上过大的嘴，这可说是典型的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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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于文艺的批评日见其多了，是好现象；然而批评日见其怪了，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于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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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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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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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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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现在单讲趵突泉。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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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事情自从去年秋天辞去了教职，就拿写稿子挣碗“粥”吃——“饭”是吃不上的。除了星期天和闹肚子的时候，天天总动动笔，多少不拘，反正得写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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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先生原信节录仲甫先生：方才收到《新青年》六卷一号，看见你同陶孟和先生论我父亲自杀的事各一篇，我很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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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