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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研究科学，这几天。要发明个机器。这个机器得小巧玲珑，至大也不过像个十支长城烟包，可以随身带着，而没有私携手枪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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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的名字，在现今我们虽然熟习，但在那时候（约六十年前，正当光绪戊戌），老百姓中间，只知道有“蔡元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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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贼——这是一个多么美而浪漫的名词！我们读过《洛宾荷德》的民谣禁不住爱那群绿林的豪客，读过摆伦的诗TheCorsair大约也不免要爱那海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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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怎地觉得是生在黑暗时代，森林中虺蜴虎狼之害总算是没有了，无形的鬼魅却仍在周围窥伺，想吞吃活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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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破晓酒醒时候，我忽然忆起前晚上他向我提过“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这两句词。仿佛前宵酒后曾有许多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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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绅士的黄金时代，曾经有过自己的艺术。譬如“乾嘉之世”，或者更神秘些，“唐虞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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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艺术，腐朽、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呢？近几年来，人们从西方的一大批充满凶杀事件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以及用打滚、胡闹的法子创作的绘画和音乐等“抽象派的艺术杰作”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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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贤传都教我们少说话，怕的是惹祸，你记得金人铭开头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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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儿花这花名很为美妙，可是你翻遍了植物学大字典，断断找不到的；因为宋光宗的李后讳凤，宫中妃嫔和侍从等为了避讳之故，都称凤仙为好女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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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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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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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先生原信节录仲甫先生：方才收到《新青年》六卷一号，看见你同陶孟和先生论我父亲自杀的事各一篇，我很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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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学教育开始看重文言，在语文教科书中加入些文言教材，因此时常听到诉苦的话，觉得不易搞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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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村兄：长久没有通信，实在因为太托熟了，况且彼此都是好事之徒，一个月里总有几篇文字在报纸上发表，看了也抵得过谈天，所以觉得别无写在八行书上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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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一个人在他的少年时代总有一两件可笑的事情，或是浪漫的恋爱，或是革命的或是复古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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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第一百十三期上见到郑西谛先生的希腊神话的介绍，使我非常喜欢。神话在中国不曾经过好好的介绍与研究，却已落得许多人的诽谤，以为一切迷信都是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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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我的畏友，他的学问道德，“吾无间然”。自一九二年在东京开始相识，至一九三六年他逝世为止，我们时常见面，经过了三十五年间的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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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之后，新月已经上来了，连无限好的夕阳都已经落山了。只有阴森森的鬼气。大门口的石狮子都皱着眉头，它们的真正厚到万分的脸皮上淌着冰冷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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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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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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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许多孩子都喜欢看《克雷诺夫寓言》，因为这位十九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作家，用了他自己认为是“半说半笑”的寓言形式，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说教”，证实了许多“神圣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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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盖叫天老先生的艺术经验谈《粉墨春秋》以后，有许多感想。偶尔跟朋友们谈起这本书，特别对于其中所述的旧科班的教育法—量体裁衣，总觉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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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延迟了一个月，终于在农历二月下旬，烂烂漫漫地开起来，可是已使人等得有些儿不耐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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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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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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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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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叶满地落着。小玉的祖母虽然是瞎子，她也确确实实承认道已经好久就是秋天了。因为手杖的尖端触到那地上的黄叶时，就起着她的手杖在初冬的早晨踏破了地面上的结着薄薄的冰片暴裂的声音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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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府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稽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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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欲海回狂》的历史真是说来话长。第一次见这本书是在民国元年，在浙江教育司里范古农先生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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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九点钟出发。我们是第二大队。天气变得十分晴朗了，好像突然由冬天变成春天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