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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几千位文化教育和卫生、体育、新闻各方面的先进人物，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会啊！这些人物，人人值得歌颂，个个应该表扬，我不知道怎样来写这篇短文才好！谁能够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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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有新旧二城。新城是满城，至今还住着不少满族人民。我到新城访问了两家满族朋友。第一家姓关。主人快六十岁了，还很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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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过得好快，又是一年！1961年，我给儿童们写了剧本《宝船》，又改编川剧《荷珠配》为话剧，还到内蒙古访问了八个星期，得小诗三十来首，散文好几篇，并写成二本《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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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当局宣称，将在今年2月1日开始对美国共产党进行审讯。美国政治的法西斯化已非一朝一夕，这次的暴行是这个法西斯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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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一到“十一”国庆节，我就觉得年轻了一些——不，不止年轻了一些，简直是返老还童，像个孩子了！是，一到国庆，便不禁狂喜！请听明白，是狂喜！要不然，怎会像个孩子呢！您若问，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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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十几年来，我得到不少参加招待朝鲜友人的机会！我珍视这种机会，而且每次见到来自这英雄国土的友人，都使我极为兴奋、愉快，并引以自豪！不论是在哪里，不论是在何时，中朝两国的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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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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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是个大地方。城虽不大，可是城外的商埠地面不小；商埠自然是后辟的。城内的小巷与商埠上的大路正好作个对照。城里有些小巷小得真有意思，巷小再加以高低不平的石头道，坐在洋车上未免胆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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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看不懂的事物，是很有趣的；看完而大发议论，更有趣。幽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去看我们不懂得的东西，心里自知是外行，可偏要装出很懂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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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位，以我自己说，思想是比习惯容易变动的。每读一本书，听一套议论，甚至看一回电影，都能使我的脑子转一下。脑子的转法是像螺丝钉，虽然是转，却也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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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从我一生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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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亮先生在这个月里（六月）给我两封信。“文人相重”，我必须说他的信实在写的好：文好，字好，信纸也好，可是，这是附带的话；正文是这么回事：第一封信，他问我的小说写得怎样了？说起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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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鬼都是鼻眼俱全，带着腿儿，白天在街上蹓跶的。夜间出来活动的鬼，还未曾遇到过；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因为我不敢走黑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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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哪一行的总抱怨哪一行不好。在这个年月能在银行里，大小有个事儿，总该满意了，可是我的在银行作事的朋友们，当和我闲谈起来，没有一个不觉得怪委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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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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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一）他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及翻译；（二）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三）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四）抗战以来，他的抗战工作；（五）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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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增产节约，文艺作家们当然也要热情的响应。我想到一些办法，写在这里：（一）想在文艺写作上增产节约，我们必得多多学习，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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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向参加这次会演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敬礼！同志们从全国各地带来的节目都是地道的，有长久历史的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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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区小组的代表们委托我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干部们讲：我们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非常的忙。有些机关的负责人也有这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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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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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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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目前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青年，还有不少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都很爱好文艺。其中有不少人在业余课余的时间努力练习写作，希望将来去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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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生产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的人。想想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的人，这是多么光荣啊！同志们，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光荣，难道我们甘心再把它丢掉吗？我想得到，我们的齐声回答必定是：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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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花插瓶，枝上的花苞往往不能尽开，过一两天，有几个便枯萎落下，十分可惜。要不怎么一谈到百花齐放，我就首先注意那个“放”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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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参加了几次中国作家协会讨论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的党组扩大会议。这使我认识了丁玲是何等样人。她抱着“朕即文坛”的野心，寝食不忘龙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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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陈反党阴谋，我一无所知，无可揭发。在这个会上，我才听到一些他们的丑事，使我心里痛苦！我没想到在党员作家里会有这样灵魂肮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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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一个有志于文艺创作的青年而想成为作家，的确是千难万难的事。所以，从旧社会过来的作家，是那么寥寥可数，旧日的统治阶级不培养作家，而摧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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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最好是不写文章；写了反倒会惹出是非——“祸由口出”！我看，这种想法不对！略加分析，我们就看出来：这是怕受批评，不肯接受批评——批评就是“祸”！事实上呢，谁也免不了说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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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凭个人或几个人的愿望，办不起人民公社来。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文学作品里，前人曾写过几本乌托邦。可是，那是凭作家个人的愿望写成的，所以不过是乌托邦而已，不切实际，也并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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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由莫斯科回来，感情激动。一激动，就容易把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和报告文学的第一点、第二点都忘了。说不定这篇报道（尽管很短）会写的杂乱无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