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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散記去年春末我從北地到南方來，今年秋初又從上江到下江去。時序總是春夏秋冬的輪轉着，生活卻永遠不改的作着四方行乞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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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深夜到來，我往往淪入沉思。當爐火奄息，夜寒加重的時候，我往往蜷縮着我自己在我底斗室之中默察着每一個細微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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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在那裏做他的小說，猛然記起今天是三一八，筆停了，他似乎應該赴追悼會？——真的，他要赴追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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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的過去了。今天是民國九年一月四日，新年的最新的星期日，卻正是我們《星期日》週報第二十六期《新年增刊號》發行的時候，又是我們《星期日》在這新年裏與諸公第一次的新見面，謹祝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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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二丈長六尺闊的一間小艙裏，團坐著二十多個的旅客：你擠著我；我擠著他；他擠著她；她擠著他們：緊緊地擠著——有甚麼吸引著似的，好親切啊！不滿四尺長二尺闊的兩張小桌下，亂堆著三十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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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畫家近來正在談論：某人的畫變了，某人的畫還沒有變。聽見他們的談論，在我們這些外行人心裏，總不免覺得有點納悶。究竟他們所說的“變”是什麼意思呢？爲什麼要“變”？怎樣“變”纔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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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往往多雨，所以唐人詩中，曾有“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之句。一九五五年自入春以來，分外的多雨，所謂杏花春雨江南，竟做得十足，連杏花也給打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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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六逸先生是我們朋友裏面的一個被稱爲“好人”的人，和耿濟之先生一樣，從來不見他有疾言厲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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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流傳太白以捉月騎鯨而終，本屬荒誕。此詩所述亦憑臆造，無非欲藉以描畫詩人底人格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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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遲遲的日影，這樣溫暖的寂靜，這片午炊的香味，對我是多麼熟稔。這帶露臺，這扇窗後面有幸福在窺望，還有幾架書，兩張牀，一瓶花……這已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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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華民國十三年秋，小可看了一場西洋鏡之後，葉落歸根，依然精赤條條跑回這九里三分的成都來時，在前六年與幾個朋友共同辦理的《川報》，還未被楊督理子惠先生封閉，仍一天兩大張的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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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這些聲音，這些臉，這些錯雜的街頭風景，全是熟極了的。跳下了電車，賣票的把門喀的關上，叮叮兩聲，電車就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