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內外有別，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賤內”。傷兵在醫院之內，而慰勞品在醫院之外，非經查明，不準接收。對外要安，對內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２〕先生嘆氣：“當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內外不同的。

　　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３〕次之者，兩害取其輕也。所以，外面的身體要它死，而內心要它活；或者正因爲那心活，所以把身體治死。此之謂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過於活。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結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鎮靜。心過於活了，就胡思亂想，當真要鬧抵抗：這種人，“絕對不能言抗日”〔４〕。

　　爲要鎮靜大家，心死的應該出洋〔５〕，留學是到外國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過於活的，是有罪，應該嚴厲處置，這纔是在國內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爲“誰爲罪犯是很成問題的”，——這就因爲她不懂得內外有別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２〕何香凝（１８７８—１９７２）廣東南海人，廖仲愷的夫人。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她堅持進步立場，對反動派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書國民黨中央各委員，建議大赦全國政治犯，由她率領北上，從事抗日軍的救護工作，但國民黨當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對日日社記者的談話，曾刊於次日上海各報。

　　〔３〕“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語出《莊子·田子方》：“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４〕“絕對不能言抗日”一九三三年春，蔣介石在第四次“圍剿”被粉碎後，於四月十日在南昌對國民黨將領演講說：“抗日必先剿匪。徵之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絕對不能言抗日，違者即予最嚴厲處罰。……剿匪要領，首須治心，王陽明在贛剿匪，致功之道，即由於此。哀莫大於心死，內憂外患，均不足懼，惟國人不幸心死，斯可憂耳。救國須從治心做起，吾人當三致意焉。”〔５〕心死的應該出洋指張學良。參看本卷第１４８頁注〔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