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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布拉格去已非一日了。从画片上和书史上，我久已知道布拉格是个有高度文化，古远的历史，和美丽的风景与建筑的名城。今年，我得到了如愿以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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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像过年。北京城里外，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处是一片欢笑。人人都知道、都晓得、都庆祝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又得到一次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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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都的变化极大；连我这个北京人也不敢夸口说熟悉北京了。是的，许多新街我还没走过，许多老街变了样子。连街道都不大认识了，还说什么熟悉北京呢？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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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的新年与春节相距只有二十多天，一个月里过两次节，刚道完新禧就又祝贺春节愉快，真是一年开始，双喜临门，好不快活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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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全国曲艺界到北京来会演的代表们！曲艺形式多种多样，它们的说唱技巧与音乐各有特色。这次会演必能因彼此观摩，交流经验，收到互相丰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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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过得好快，又是一年！1961年，我给儿童们写了剧本《宝船》，又改编川剧《荷珠配》为话剧，还到内蒙古访问了八个星期，得小诗三十来首，散文好几篇，并写成二本《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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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题材的剧本应当写，应当多写！当然，这并不排斥写历史戏等等。写，和能否写好，乍看是两回事，细看是一回事。老不写，老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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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这篇文字恐怕不会写得很长。我刚刚来到平壤，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说出我所受的一切感动。受感动太深，往往说不出话来，我现在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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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第五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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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一个有志于文艺创作的青年而想成为作家，的确是千难万难的事。所以，从旧社会过来的作家，是那么寥寥可数，旧日的统治阶级不培养作家，而摧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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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九五七年的头一天，我先向大家拜年！还得说句吉祥话儿：愿我们一齐进步，人长一年，事进千里！我个人没有什么别的愿望，只求杂事减少，好匀出时间多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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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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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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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市文联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与决议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参加座谈的有戏曲、话剧、音乐、舞蹈、美术、舞台美术、电影、杂技、图书出版、博物馆与群众文化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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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仇都可解，唯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仗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并没得罪了他，这是骑着脖子拉屎。战争本是兵对兵，将对将；可是这次日本轰炸的是后方，杀戮的是民众，奸淫的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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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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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战士们是为他们自己，同时也是为他们的同胞作战，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因为：假若战士们单单的是为他们自己去作战，那么我们就满可以“坐在城楼观山景”，他们的胜败生死，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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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场上，穷兵黩武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把十八般武器都用了出来，可是并没能挽救侵略的失败。在英勇的中朝人民部队面前，侵略者休想讨出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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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区小组的代表们委托我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干部们讲：我们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非常的忙。有些机关的负责人也有这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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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管我们收复解放自己的领土叫“侵略”，这是根据他的帝国主义的逻辑说出来的。这种指鹿为马的说法，不但吓不住中国人民，反倒更使我们愤怒，而且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看清楚了帝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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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五”是朝鲜人民的伟大节日——朝鲜解放十五周年。这一天，朝鲜人民，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里，都鼓乐喧天，载歌载舞，庆祝十五年来保卫祖国独立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天，中国六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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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二百块七毛五！哟，还有三打洋袜子，五筐子梨！亲自送去，当然亲自送去，不亲去慰劳还有什么出奇。四位教员，十位学生，你拿着袜子，我拿着梨，欢天喜地到伤兵医院去，哎哟，这才算爱国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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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概是退化了。尧舜禹汤俱不戴眼镜，而我则近视之中带着散光，不戴眼镜则宇宙模糊，曲线之美失其美！巴黎女子有将真眉剃去，另画一双者，是天然之眉生得不尽合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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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儿最小，我还没到家，他已下了学，在门外等着我。小三儿跟小四儿和我同时到了家。“上哪儿去了？这么喜欢！”孩子们见我眉开眼笑的，这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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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极其鲜明地摆在这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里，因为打退了美国的侵略军，因为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跨上千里马，百废俱兴，万象峥嵘；再看看南朝鲜呢，因为李承晚卖国求荣，美军赖着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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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本话剧，叫作《红大院》，已在北京上演。戏并不怎么好，可是很受市民的欢迎。剧中主要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种精神的便是进步人物，没有它的便是落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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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身体就不大好。在学校里，运动选手老没有我的份儿。可是，我并不轻视运动。每逢有球赛，我必去看。这个习惯一直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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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些京剧界、评剧界、曲艺界和话剧界的朋友们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了一次。我参加了。那次的座谈使我敢在这里说：大家都有革命干劲儿，都要求来个戏剧工作的社会主义大跃进，都热情地要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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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一部分工作是广谣播言，增他人锐气，减自己威风，惑乱人心，以收“使支那屈膝”之效。听信谣言的虽无心作歹，可是有意屈膝；既非标准汉奸，又不是爱国志士；唯一的动作是勤打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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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那么快活，我时时刻刻总想唱一支歌！为什么这样激动，这样高兴呢？因为呀，我走了八千里最愉快的路程，由内蒙古东部，心中带着原始森林的香气、草原的绿色，和十多个民族的友情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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