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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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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北平东站还没开,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戴平光的眼镜,青缎子洋服上身,胸袋插着小楷羊毫,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很和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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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承贵会邀我演讲关于佛学的问题,我因为对于佛学没有充分的研究,拿浅薄的学识来演讲这一类的问题,未免不配;所以现在讲“哲学与人生”,希望对于佛学也许可以贡献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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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德学校的陶先生的电话,只是一句话,说:“齐可死了——。”齐可是那边的十年级学生,听说因患胆石症(?)往协和医院乞治,后来因为待遇不亲切,改进德国医院,于昨日施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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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十分嗜好读书的人,我主要是读文学类的书,小说,散文,诗词都是我的所爱。我还喜欢摘抄一些感动自己、充满哲理的词句、诗句到自己的笔记本,多年下来,有厚厚的十几本,闲暇时,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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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日早晨,一个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悲观与烦闷之中,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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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的缘故。第一是《初恋》里说过了的杭州,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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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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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眼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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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都市中,夜夜可以看到电灯、日光灯、霓虹灯,偶然也可以看到汽油灯;在农村中,电灯并不普遍,日光灯和霓虹灯更不在话下,所习见的不过是油盏或煤油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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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还没有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有许多伟人也是这样;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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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拿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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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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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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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母冯氏(1873—1918),绩溪中屯人,生于清同治癸酉四月十六日,为先外祖振爽公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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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来找我同去听讲演吗?”“不错,去不去?”“吓!我不是个‘智识欲’极旺的青年,这么大风——就是无风,我也不愿意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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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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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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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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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敌人是什么?不是活人,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小孩的时候,听了《聊斋志异》或《夜谈随录》的故事,黑夜里常怕狐妖僵尸的袭来;到了现在,这种恐怖是没有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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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凤打着一阵寒抖走出后门。她觉得旗袍的袖子太短了,同时又觉得月光太亮了。像一只被断了尾巴的金鱼在透明的玻璃缸内游泳着一般地她缩着肩膀在那月明的夜街头漫步着,想想如果月光可以吃得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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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底黄昏。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冈变成了暗紫,好像是云海之中的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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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沬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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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候谈起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免觉得惭愧,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遇到别人问起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常常一问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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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Henry在177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meliberty,orgiveme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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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老家,下雪、炭火、砂糖橘是密不可分的,外面冰天雪地,屋里炉火旺盛,炭火烤的人脸上发烫,长辈们聊着天,我不动声色地一口气吃掉两斤砂糖橘,肚子即将罢工,嘴巴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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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声音从窗洞飘落下来了。“让我们都来看吧,秦铮又回来了,又是同平野一道……”秋雨过后,天色变做深蓝,静悄的那边就是校园的林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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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郝秋圃君的杂感《听一位华侨谈话》,不禁引起我的怀旧之思。我的感想并不是关于侨民与海军的大问题的,只是对于那个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的前身,略有一点回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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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的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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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的春雨,接着是整天的春阴,这真是世上最愉快的事情了。我向来厌恶晴朗的日子,尤其是娇阳的春天;在这个悲惨的地球上忽然来了这么一个欣欢的气象,简直像无聊赖的主人宴饮生客时拿出来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