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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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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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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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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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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加生产。一是跟我父亲种菜，二是跟我哥哥去学理发，三是在农场的公共食堂里当炊事员。我想了又想，我家没人读过书，只我一人现在初中刚毕业，干么又回去生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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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孔伯尼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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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退日本暴寇，我们的头上便老顶着炸弹。这是大中华空前的劫难，连天空也被敌人污辱了。我们相信的公道的青天只静静的不语，我们怎样呢？空前的劫难，空前的奋斗，这二者针锋相对；打吧，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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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七日，是旧历的除日。天阴着，落着细细的雨星。吃过午饭之后，我们几个人一同到外边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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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认为，所谓创作的灵感是唯心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灵感。这种认识对不对呢？在一切文艺创作活动中，究竟要不要灵感呢？应该承认，过去有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确是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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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现代散文家朱自清与友人俞平伯同游秦淮河时所作的散文，这篇文章记叙的是夏夜泛舟秦淮河的见闻感受。 作者将自己的感情与思绪，融合在风景描写技巧中，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感情。这篇文章标志着“五四”散文创作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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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大画家顾恺之，每吃甘蔗，往往从蔗尾吃到蔗根，人以为怪，他却说是“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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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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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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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实斋是一个学者，然而对于人生只抱着许多迂腐之见，如在《妇学篇书后》中所说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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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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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是真热。即以着笔之今日而言，在上午八点钟，平常家用之寒暑表上，水银已上升到八十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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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形而上学已经成了腐朽的反动的哲学的代名词，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说它了。然而，在希腊古代学者和我国古代学者的心目中，形而上学却是相当好听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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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了约翰之后，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而经济上的苦窘还是继续着。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青年“老学究”所获得的经费，一个学期就用得精光了，虽则是栗栗危惧地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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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隼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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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春本来就不长，还往往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刮了走。济南的桃李丁香与海棠什么的，差不多年年被黄风吹得一干二净，地暗天昏，落花与黄沙卷在一处，再睁眼时，春已过去了！记得有一回，正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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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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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镇第一大蚕丝商木东在一个雷雨之夜突然中风。那个时候，木飞正坐在河堤上看着一群大雁飘然而过，木飞没有注意到一只的蚊子在他耳边的飞舞，而是像桑树无视青草那样，对蚊子的光临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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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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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说我们也是到佛子岭去，那小招待员就瞪起圆虎虎的眼睛。一口气不迭地说：“嘿，我们这里到佛子岭去的人可多着呢！从华东来的，从北京来的，全国各地来的，还有过沙漠爬雪山从新疆西藏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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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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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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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a-a-ch！乙你搬到外国去！并且带了你的家眷！你可是黄帝子孙？中国话里叹声尽多，你为什么要说洋话？敝人是不怕的，敢说：要你搬到外国去！丙他是在骂中国，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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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铭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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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有特别研究，而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都在提倡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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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抱歉，辅仁大学的很多朋友几次要我来说几句话，可是一年以来，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时间，直到今天，才得和诸位见面，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