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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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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过广智院的人，从一九○四到一九二六，有八百多万；到如今当然过了千万。乡下人到济南赶集，必附带着逛逛广智院。逛字似乎下得不妥，可是在事实上确是这么回事；这留在下面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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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不大安定，时间上精力上都不允许我写长篇小说，所以从《骆驼祥子》“杀锅”后，就没有较长的小说问世。四年来，剧本倒写了几个，不是长于写剧，只是抽一点工夫，对付着能成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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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望向窗外的无尽的黑暗，想要去看破它，天空上的星光在黑暗中更显得可贵；我又想到了一些人，他们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或许我很长时间啊，才能控制不去想他们；桌上去散落的香烟和易拉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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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一九二八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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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和尚是我的畏友。他出家前和我相交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出家后对我督教期望尤殷，屡次来信都劝我勿自放逸，归心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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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感谢你的信，这几年中我一直在友情的温暖中活了下来，许多人都待我好，也都希望我勇敢地做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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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真斯编）欧美人总爱谈东方的事情，尤其是东方的艺术，东方的哲学和文学等。可是他们对于东方的了解常有欠缺透彻的地方；或者因为他们不能够十分明白我们这古色斑斓的东方，所以在他们心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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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号叫！豺狼全下山来了，在静夜。被饥饿所驱逐着，冲突，向着田野，无数的狼，红着眼，拖着瘦长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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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思在我的记忆中，我此生没有这样清闲过，我坐在食堂的一角上。这样，我不必转头忽东忽西而能完全看见室内一切景象；尤其，劳烦我的耳目的形形色色的来路也只有两面，使我觉得比坐在中间者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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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那年，我十九岁。一天，国民党特务把我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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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刚给你一信，现在又要给你写信了。上午9时半早餐后，出发游昭君墓。墓在绥远城南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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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识字的人很少。然而咱们没有统计过，如果说中国的识字人只有一万，或者两万，大概你总要摇头罢？可是，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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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在我们江苏人说来，是南京的代名词，而我却把它用作一九五六年八月“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简称；所谓“侧记”者，是一种侧面的琐碎杂记，蒜皮鸡毛，无关宏旨，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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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载二十七日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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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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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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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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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都的变化极大；连我这个北京人也不敢夸口说熟悉北京了。是的，许多新街我还没走过，许多老街变了样子。连街道都不大认识了，还说什么熟悉北京呢？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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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流血这件事我是憎恶的，断腿、断臂，还有因为流血过多而患着贫血症的蜡黄的脸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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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间谈话，近来最多谈及的是关于身体的事。不管是三十岁的朋友，四十岁的朋友，都说身体应付不过各自的工作，自己照起镜子来，看到年龄以上的老态，彼此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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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咖啡店橙黄色的火云包笼着繁闹的东京市，烈炎飞腾似的太阳，从早晨到黄昏，一直光顾着我住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经，仿佛是林丛里的飞茧，喜欢忧郁的青葱，怕那太厉害的太阳，只要太阳来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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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纱间里的几万只飞转的锭子像哨子一样尖着，分不出个点子来地响成一片。车间里迷迷蒙蒙，不知道是喷雾还是飞舞的细花绒，简直像漫天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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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夫人编）前几年当代散文家LoganPearsallSmith（皮尔索尔·史密斯）曾把美国哲学大家GeorgeSantayana（桑塔亚那）的著作里最精粹的部分集做一本书（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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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西南有一匹小山，整整齐齐的像一只帽盒，所以人们就叫它帽盒山；有的把音读转，便成了冒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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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前比往年又不同，红旗、鲜花织成一片锦绣，浩浩荡荡的人群大踏步涌过天安门，走上前去——走进更深更远的社会主义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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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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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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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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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