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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束装前行，但逡巡而不能前进。记一记罢，我们曾做过怎样的梦。记起少年之日的梦境，一个人往往是若有所失而感觉惆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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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做事，在动手以前，当然要详慎考虑；但是计划或方针已定之后，就要认定目标进行，不可再有迟疑不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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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萧伯纳在上海》的前面萧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多工夫。但是，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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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静的时候，我反常常地不能睡眠。枯涩的眼睛，睁着疼，闭着也疼，横竖睁着闭着都是一样的在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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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来信说了许多别后的事，末尾加了一句：“你那里的天，是不是蓝的？”要不是朋友这一问，我倒忘记了我为什么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了：我有一双黑色的大的眼睛，我憧憬着蓝色的天，我来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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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滩散步归来，天已经朦胧的快要黑了。弯着腰走上石坡时，迎面遇见一个八九岁大的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正在向下走，好像要去江边找谁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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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了，我展着书坐在窗前案旁。月儿把我的影映在墙上，那想到你在深山明月之夜，会记起漂泊在尘沙之梦中的我，远远由电话铃中传来你关怀的问讯时，我该怎样感谢呢，对于你这一番抚慰念注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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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骑着灰色马和日月齐驰，在尘落沙飞的时候，除了几点依稀可辨的蹄痕外，遗留下什么？如我这样整天整夜的在车轮上回旋，经过荒野，经过闹市，经过古庙，经过小溪；但那鸿飞一掠的残影又遗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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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建我的希望在灰烬之上，然而我的希望依然要变成灰烬：灰烬是时时刻刻的寓在建设里面，但建设也时时刻刻化作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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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次次地参加各种展览会，虽获得了一次次的好评，享受了一时间的荣誉，然而也付出了心力上的相当的代价，不是轻易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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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睡得正浓的时候，母亲突然将我叫醒：“汉生，你看！什么东西在叫？……我刚刚从船后的女茅房里回来……”我拖着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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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女士来信：志摩：到京后尚不曾以只字奉助，惭愧得很。但你们的副刊真不错，我读了叔本华的《妇女论》，张陈两先生的苏俄论辩，以及你和孟和先生的论自杀，都感觉到一种激刺，觉得非也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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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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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娃子，卷螺发，银黄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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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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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十七，我随北路慰问团到达洛阳，刚下了旅舍，便接到之的兄的电话，约到他们那里去吃午饭。他们——作家战地访问团全体——都住在西车站的一所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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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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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桕的秋天，是一幅缓缓铺展在时光深处的画卷，细腻而深邃，带着岁月的静好与自然的哲思，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一曲秋日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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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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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我所住的那个城的三条河（其中的一条是运河，一条是白河，再一条就不知道了），流到一个地方汇合了；于是河面广了，流水也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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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狗在我底房间绕着圈儿旋走。它们发出不安静的吠声，有如哀哭。它们战栗地绕着我，咬着我底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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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前期的“大众化问题”大众文艺要在找大众。这岂不是看了题目做文章。原来大众是在找自己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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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们不能和娼优隶卒成为伍。读书人不劳动，劳动人为苦力人，所以我国读书人不肯打扫自己房间，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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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离上海虽然不过一天的路程，但我们却以为上海是远了，很远了；每日不再听见隆隆的机器声，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阅，不再有一束一束来往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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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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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伏的朝霖才过，烈日又在正午的时候，撑起那把火伞，在万里无云的空中，散布些酷热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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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门口歇着两个卖唱人，哼哼着的二胡，配着嘎哑了的女人的喉音。呜呀呜呀地不知是唱，还是呻吟，还是道着都市的人的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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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时候我的心流沸腾的像红炉里的红焰，一支一支怒射着，我仿佛要烧毁了这宇宙似的；推门站在寒风里吹了一会，抬头看见冷月畔的孤星，我忽然想到给你写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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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首是一种式样古雅的日本花瓶，色彩鲜亮，瓶子颈又细又长，跟仙鹤似的，因而得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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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还没有从窗眼里爬进来，我已经钻出被窝坐着，推着熟睡的母亲；“迟啦，妈，锣声响啦！”母亲便突然从梦中坐起，揉着睡眼，静静的倾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