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是一个疮疱满身的皇后。有些疮、丑、烂、臭,不是积聚在某一角落,却遍散在锦织绮绣、辉煌烂漫丛中,他们说明了上海生命的受难。
-
孟子说道:“劳力者役于人,劳心者役人”,这话很可以代表数千年来,劳力者和劳心者的阶级制度了。
-
一个人做事,在动手以前,当然要详慎考虑;但是计划或方针已定之后,就要认定目标进行,不可再有迟疑不决的态度。
-
因为看红叶,特地跑到绍兴去。上海是春天连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国梧桐呈着枯黄以外,红叶这一样东西从未入梦,更何论实景了。
-
朋友来信说了许多别后的事,末尾加了一句:“你那里的天,是不是蓝的?”要不是朋友这一问,我倒忘记了我为什么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了:我有一双黑色的大的眼睛,我憧憬着蓝色的天,我来到了这里。
-
我一次次地参加各种展览会,虽获得了一次次的好评,享受了一时间的荣誉,然而也付出了心力上的相当的代价,不是轻易得来的。
-
从北平来,从上海来,从中国任何的一个都市中到青岛来,你会觉得有另一种的滋味。北平的尘土,旧风俗的围绕,古老中国的社会,使你沉静,使你觉到匆忙中的闲适,小趣味的享受。
-
陈衡哲女士来信:志摩:到京后尚不曾以只字奉助,惭愧得很。但你们的副刊真不错,我读了叔本华的《妇女论》,张陈两先生的苏俄论辩,以及你和孟和先生的论自杀,都感觉到一种激刺,觉得非也说两
-
离开北京已整整十四年。回来,北京的宫殿亭园还都照旧,只是人心变了。当一离开北方,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与快八十岁的老母难再见面。
-
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不可能写出像最近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这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虽然并不怎么好,可是和我的解放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本质上是大不相同了。
-
欧阳予倩老院长病故,我们失去一位最可敬爱的导师!“我们”包括着戏剧、戏曲、舞蹈、文学创作各方面的工作者。老院长学识渊博,艺术实践经验又极丰富,的确是我们的导师!他的逝世是文艺界的重
-
往常看见报纸上登载着某人某人徒步旅行的新闻,我总在心上泛起一种辽远的感觉,觉得这些徒步旅行者是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浪漫的世界;他们与我,一个刻板式的家居者,是完全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
今天孔德学校举行毕业式,承马、沈两位先生招了我来,使我能有向诸位说几句话的荣幸,我非常感谢。
-
我国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们不能和娼优隶卒成为伍。读书人不劳动,劳动人为苦力人,所以我国读书人不肯打扫自己房间,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
模仿本来不是坏事情,而且有意义的应需要的小模仿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例如模仿外国货以塞漏,模仿强有力的海陆军以固国防,模仿良好品性以正心修身,何尝不好?但是无意识的模仿,便有不免令人
-
一当陇海列车驶过了郑州,三等车厢里的旅客便颇有些拥挤了。那车上的招待员,在这当儿,也就特别显出了自己的威风。
-
我如今是更冷静,更沉默的挟着过去的遗什去走向未来的。我四周有狂风,然而我是掀不起波澜的深潭;我前边有巨涛,然而我是激不出声响的顽石。
-
我是一个花迷,对于万紫千红,几乎无所不爱,而尤其热爱的,春天是紫罗兰,夏天是莲,秋天是菊,冬天是梅。
-
今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须到小河沟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缙云山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
-
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内地的人民不会跳舞。因为不跳,歌谣音乐也就贫乏。礼乐之邦,于是,就很寂寞。,我明白了:恐怕“礼教之邦”一语比“礼乐之邦”还更切实吧。
-
坐到车上感到了微风吹嘘的爽适。把未曾停挥的摺扇,即刻放到袋中了。虽然本来是没有风的,由于车行的速度,使我的脸和身子急促地钻进了空气之中,便有温柔的风扑在脸上。
-
平原平原是丰饶的,产生着谷米。谷米堆积着,发着霉,由金黄变成黑色,然而,我们的农民是饥饿的。
-
我们待人,金钱的势力有限,威势的势力也有限,最能深入最能持久的是感情的势力,深切恳挚的感情,是使人心悦诚服的根源。
-
其次要谈到“难兄难弟”的又一个——李公朴先生。上节谈过的章先生是银行练习生出身;倘若练习生可算是摩登学徒的另一名称,那末李先生却也有着相类的发源,他原来做过镇江一家京广洋货店的学徒
-
(蛇之草原集之二)黄昏时候,我出新东门去散步。在门洞子里的墙上,看见一张砍下来的土匪的头的照片。
-
倘使说人生好像也有一条过程似的:坠地呱呱的哭声作为一个初的起点,弥留的哀绝的呻吟是最终的止境,那么这中间——从生到死,不管它是一截或是一段,接踵着,赓连着,也仿佛是一条铁链,圈套着
-
活在这非常富于刺激性的年头里,我敢喘一口气说,我相信一定有多数人成天里为观察听闻到的,牵动了神经,从跳动而有血裹着的心底下累积起各种的情感,直冲出嗓子,逼成了语言到舌头上来。
-
我知道司徒乔君的姓名还在四五年前,那时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
-
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
——我还要努力学写剧本我不会写戏。可是,五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写剧本。这一来是为多学一点本领,二来是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