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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朝鲜回来。这些天,心里总是充满东西,坐不住,睡不稳,只想跳起来,全身投到什么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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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西滢在闲话里说“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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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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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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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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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是文艺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理论家。我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坦率地谈一谈——就是说,有一说一。我是一八九九年初出生的,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以戊戌变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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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比如早半天考代数,下午考历史,在午饭的前后你得把脑子放在两个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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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妇女的聪明与本事,用不着我来操心替她们计划什么。再说呢,我这人刚直有余,聪明可差点,给男友作参谋,已往往欠妥;自己根本不是女子,给她们出主意,更非失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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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宿烟收,春禽静,飞雨时鸣高屋。墙头青玉旆,洗铅霜都尽,嫩梢相触。润逼琴丝,寒侵枕障,虫网吹黏帘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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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苏轼逝世八百五十年一时代与苏轼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应该是一〇三七年年初;死于一一〇二年,活了六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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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风景,久为世界各国所注目,有东方公园的美誉;再加上我爱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已及人,边先把“蓬莱”的美景写出以供同好:(一)西京西京风景清幽,环山绕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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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了亡母,独自陷于悲伤的时节,几株高大槐树的影子就在记忆中摇曳起来。为我再记起来的就是阴影下的门墙,还有那近一两年来也被树影遮盖的那大半个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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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平原是丰饶的,产生着谷米。谷米堆积着,发着霉,由金黄变成黑色,然而,我们的农民是饥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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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待人,金钱的势力有限,威势的势力也有限,最能深入最能持久的是感情的势力,深切恳挚的感情,是使人心悦诚服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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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谈到“难兄难弟”的又一个——李公朴先生。上节谈过的章先生是银行练习生出身;倘若练习生可算是摩登学徒的另一名称,那末李先生却也有着相类的发源,他原来做过镇江一家京广洋货店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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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听一位云南朋友潘孟琳兄谈及,云南有一种挑贩,挑着两个竹篓子,口头叫着:“卖东西呵!”这种挑贩全是绍兴人,挑里面的东西全是绍兴东西;顾主一部分自然是绍兴旅滇同乡,一部分却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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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之访问一、云海汽车从秦岭山脉的最高峰滑下来的时候,透过山颠的罅隙幻出一片白茫茫的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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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呆过的人总该懂得“人话”这个词儿。小商人和洋车夫等等彼此动了气,往往破口问这么句话:你懂人话不懂?要不就说:你会说人话不会?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意思并不是问对面的人懂不懂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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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这非常富于刺激性的年头里,我敢喘一口气说,我相信一定有多数人成天里为观察听闻到的,牵动了神经,从跳动而有血裹着的心底下累积起各种的情感,直冲出嗓子,逼成了语言到舌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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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司徒乔君的姓名还在四五年前,那时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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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五十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儿,四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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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一向是好客的。对国际友人,我们总是热诚地欢迎,热情地招待,使客人们感到一见如故,增加了友谊。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团体,体育代表团等等,我们也总是以鲜花笑脸相迎,而后争先恐后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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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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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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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么稀拉胡涂的又过了一年!年年在元旦都有一些雄心,想至少也要作出一件半件惊心动地的事,可是到除夕一清算,只是欠了一点钱,旁无可述;惨笑一下,听着放爆竹而已!不过,认真的去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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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什么?故乡是幼时模糊却温暖的回忆。故乡的长街上,总有行人零零散散地走着。小贩们站在路边相互闲聊说笑,或卖糖葫芦、或磨刀、或卖鱼,偶有客人来,缓缓地挑选着商品,付了钱,便提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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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夜从地上引退了,浓雾就渐渐地沉落下来。那是初春的早晨,什么都还是宁静的,雾填满了每个角落和每个隙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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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时候,我搀着他出了简陋的茅屋,一直向着太阳斜落的方向走去。塌鼻的老妇人和几个不解事的小孩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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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大众的文学要从大众产生的,大众是劳苦大众而不是白相大众,可是劳苦大众不识字,又没有工夫弄文学,因此革命文学家要想把文学送进大众而在努力,这便是二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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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小,其实是很严重的。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固然都有相当的区别,但是书本上写着的文字,读出来是可以懂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