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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窗一张长桌，不能肯定是书桌，或饭台，或洗脸架。桌上散铺一堆文稿，横七竖八躺着几支秃头木笔、旧钢笔和开着的红墨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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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恺：十月甘六日发航空函，收到已一星期。牵于校课，今日始写复信。劳盼望矣。关于绘画拙见，蕴藏已久，前函乘兴漫说，蒙采纳，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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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道：“劳力者役于人，劳心者役人”，这话很可以代表数千年来，劳力者和劳心者的阶级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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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由于它的鸣叫，才驱走无边的黑夜，引来使大地重复光明的太阳。一些穷苦的人们，迅速地爬起来了，赶到温煦的阳光下工作着，极其辛苦地，换来了一天的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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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大概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体物浏亮，一种是精微朗畅。前者偏于情调，多半是描写叙事的笔墨；后者偏于思想，多半是高谈阔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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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看红叶，特地跑到绍兴去。上海是春天连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国梧桐呈着枯黄以外，红叶这一样东西从未入梦，更何论实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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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被关在城外了。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微，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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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时候我的心流沸腾的像红炉里的红焰，一支一支怒射着，我仿佛要烧毁了这宇宙似的；推门站在寒风里吹了一会，抬头看见冷月畔的孤星，我忽然想到给你写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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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是我受影响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爱的一个作家。当从报纸上得到他的病讯的时候，我正应一个朋友的邀约，准备到杭州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为了挂念这病着的大作家，我带了两本最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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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首是一种式样古雅的日本花瓶，色彩鲜亮，瓶子颈又细又长，跟仙鹤似的，因而得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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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还没有从窗眼里爬进来，我已经钻出被窝坐着，推着熟睡的母亲；“迟啦，妈，锣声响啦！”母亲便突然从梦中坐起，揉着睡眼，静静的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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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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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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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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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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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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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枝大叶的我可以把与我年纪相仿佛的好友们分为两类。这样的分类可是与交情的厚薄一点也没关系。第一类是因经济的压迫或别种原因，没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力，到二十多岁已完全把生活放在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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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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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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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是文艺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理论家。我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坦率地谈一谈——就是说，有一说一。我是一八九九年初出生的，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以戊戌变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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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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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引殿里的佛前灯一排一排的，每个顶着一颗小灯花燃在案子上。敲钟的声音一到接近黄昏的时候就稀少下来，并且渐渐地简直一声不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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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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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我所住的那个城的三条河（其中的一条是运河，一条是白河，再一条就不知道了），流到一个地方汇合了；于是河面广了，流水也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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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狗在我底房间绕着圈儿旋走。它们发出不安静的吠声，有如哀哭。它们战栗地绕着我，咬着我底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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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前期的“大众化问题”大众文艺要在找大众。这岂不是看了题目做文章。原来大众是在找自己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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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们不能和娼优隶卒成为伍。读书人不劳动，劳动人为苦力人，所以我国读书人不肯打扫自己房间，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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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宝岛游记》。它介绍了海南岛的风光，其中出现了一个画面：在海滨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着“天涯”两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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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代历史，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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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初病的一礼拜，有一天，他的同乡夏君匆匆地和我说：“一公病了；他请你给周刊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