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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略济南的美，根本须有些诗人的态度。那就是说：你须客气一点，把不美之点放在一旁，而把湖山的秀丽轻妙地放在想象里浸润着；这也许是看风景而不至于失望的普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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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旧时代过新年的光景，不由地要发笑；大家都作了些蠢事。那时候，似乎到处都有神有鬼。人要过好了新年，就必不可得罪鬼神。于是，为了迷信的事儿就都花费不少的时间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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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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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来青岛，已是秋天。秋水秋山，红楼黄叶，自是另一番风味；虽未有见到夏日的热闹，可是秋夜听潮，或海岸独坐，亦足畅怀。秋去冬来，野风横吹，湿冷入骨；日落以后，市上海滨俱少行人；未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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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是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的：开追悼会，撰制墓碑等等都是方法之一。许地山先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与文艺写家，大概已经有人给他开过追悼会，或用了其他的方法去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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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三个都不想作英雄。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还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单刀赴会》那些故事中；有那么一个时期，他们的确被这种故事迷住过；现在一想起来，便使他们特别的冷淡，几乎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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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资格，我随着北路慰劳团到陕甘绥等处去慰劳抗战将士：行二万华里，用时五个月。慰劳工作的经过自有慰劳团撰制正式报告，我现在所要提述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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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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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来岁，扁脸，细眉，冬夏常青的笑着，就是沈二哥。走路非常慎重，左脚迈出，右脚得想一会儿才敢跟上去。因此左肩有些探出。在左肩左脚都伸出去，而右脚正思索着的时节，很可以给他照张像，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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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的乳名叫“铁柱子”。在学校里他是“铁牛”。好像他总离不开铁。这个家伙也真是有点“铁”。大概他是不大爱吃石头罢了；真要吃上几块的话，那一定也会照常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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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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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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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把早饭吃完了，还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要不是老辛往他（老舍）脑袋上浇了半罐子凉水，也许他在饭厅里就又睡起觉来！老辛是外交家，衣裳穿得讲究，脸上刮得油汪汪的发亮，嘴里说着一半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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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回忆之二初到伦敦，经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住在了离“城”有十多英里的一个人家里。房主人是两位老姑娘。大姑娘有点傻气，腿上常闹湿气，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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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没主张便是四万万人没主意；指望着民意怎么怎么，上哪里去找民意？可有多少人民知道满洲在东南，还是在东北？和他们要主意，等于要求鸭子唱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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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水晶墨镜的那个，我看出来，是尤二爷。他们一共有五六个人，可不是一块儿来的。尤二爷和那个胡子是最先到的。尤二爷的脸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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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确有点像北平：街平，房老，人从容。只在成都歇了五夜，白天忙着办事，夜晚必须早睡，简直可以说没看见什么。坐车子从街上过，见到街平，房老，人从容；久闻人言，成都像北平，遂亦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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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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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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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士，老爷，大人，什么什么委员，这个长那个长，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少年中过秀才，二十八岁在美得过博士，三十岁以后做过各样的高官，四十以后有五位姨太太，大量的吸食鸦片，至今还没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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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自然，一个有金钱与地位的人，走到哪里也会受欢迎；不过，在英国也比在别国多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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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出话来，因为心里万分悲痛！我流泪，眼泪并流不尽我的悲痛。我的悲痛也是我们大家的，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我们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需要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和需要阳光一样，可是他已经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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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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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有许多人拿《红楼梦》当作学习北京话的课本。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文艺作品在思想教育而外还有一种责任，就是教给大家怎么写文章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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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位欧洲人，从书本上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他知道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有人问他：怎样用筷子呢？他回答：一手拿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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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时间一九六〇年秋。地点太原。人物周雨香——女，20岁，继春之妻。继春——男，25岁，孙玉莲之子，雨香之夫。孙玉莲——女，41岁，继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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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在我手里，也不怎么，不会生根。我并不胡花，可是钱老出去的很快。据相面的说，我的缝指太宽，不易存财；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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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以为我之所以热爱北京，是因为我生在北京。是的，谁能对生身之地毫无感情呢。不过，要以此为我热爱北京的全部原因，也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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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阡同志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将我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成了话剧，在北京和别处上演，都很成功。在北京和天津上演，都有不少位三轮车工人来看戏，事后还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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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我特别喜爱图画。我不懂绘画，正如我不懂音乐。可是，假若听完音乐，心中只觉茫然，看罢图画我却觉得心里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