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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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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北京京剧团的特点有四：（一）演员多，流派多。演员多，故配搭整齐，牡丹花好，叶儿也好，演出的节目不论大小，都能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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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国曲艺会演的节目里，有一些段子是破除迷信，奚落神仙的——如《龙王辞职》、《六神不安》等……破除迷信的段子，“古”已有之，并不由今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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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敌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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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看不懂的事物，是很有趣的；看完而大发议论，更有趣。幽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去看我们不懂得的东西，心里自知是外行，可偏要装出很懂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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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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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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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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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把这两件事略加说明，似乎颇足以帮助记述二年来生活的概况，所以就不惜浪费笔墨来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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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花插瓶，枝上的花苞往往不能尽开，过一两天，有几个便枯萎落下，十分可惜。要不怎么一谈到百花齐放，我就首先注意那个“放”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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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为止，北京市已成立了三十八个城市人民公社。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啊！我生在北京，我知道旧时代的北京是一方面有许多深宅大院，住着贵人或富贾，过着骄奢的腐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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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拟写七八篇短者五千字，长者三四万字的小说。二年来，有工夫即写剧本，而始终没写出一本像样子的。不如返归自己的园地，以免劳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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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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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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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了。在这举国欢腾的时节，回顾一下个人的创作生活也许是合适的。十年来，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微薄的写作成绩不过是人民怎么鼓舞了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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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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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人民支持刚果、古巴人民反帝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同志们：我代表北京市文艺工作者说几句话。人类历史正在改变面貌：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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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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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花。因气候、水土等等关系，在北京养花，颇为不易。冬天冷，院里无法摆花，只好都搬到屋里来。每到冬季，我的屋里总是花比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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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学校现已至少停闭一半了。对学生的处置，自然极关重要；不过，先按下不讲，且说说教师的问题。学校关门，教师的命运十之八九是“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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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了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所以我不能板起面孔，大喊：“孤——刘备！”我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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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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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番茄炒虾仁的番茄，在北平原叫作西红柿，在山东各处则名为洋柿子，或红柿子。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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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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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的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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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药集是从四月廿五日起，一共开半个月——有人说今年只开三天，中国事向来是没准儿的。地点在南券门街与三和街。这两条街是在南关里，北口在正觉寺街，南头顶着南围子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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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使我对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正当的处理方法，都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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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老见异书犹眼明”的快活，据我看，远不如中年遇到新的朋友。书是死的，你对它恭敬，他未必就教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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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资格，我随着北路慰劳团到陕甘绥等处去慰劳抗战将士：行二万华里，用时五个月。慰劳工作的经过自有慰劳团撰制正式报告，我现在所要提述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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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大喜事——《诗刊》四月号里发表了一百首工人创作的诗歌！对这件大喜事，除了祝贺，我还想说这么几句话：（一）工人会写诗，而且比某些诗人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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