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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努力学写剧本我不会写戏。可是，五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写剧本。这一来是为多学一点本领，二来是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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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写的《论悲剧》，有人提出了些疑问。其实在那篇东西里，我已经交代清楚了：不是提倡悲剧，这也用不着我来提倡，我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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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准备多说话。我准备充满热情的和朋友们在一块儿学习，从头学习到底。在学习的进程中，我可以预料到，我会一点一点的发现我心里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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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在大城市里，这句话就不容易体验。就拿北京来说吧，同一条胡同的人家，你忙你的，我干我的，今天张家搬走，明天李家搬来，谁也不容易认识谁，更不用说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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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好是坏，一言难尽，顶好不提。我们“老”，这说着似乎不至有人挑眼，而且在事实上也许是正确的。科学家在中国不大容易找饭吃，科学家的话也每每招咱们头疼；因此，我自幸不是个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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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看过些北京工、农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极为高兴。正像咱们干别的事儿那样，说干就干，不开空头支票。说闹文化革命，就闹起来：工人上了台，农民上了台，老太太上了台，小妞儿也上了台；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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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遇到包围，或其他的危险，便举手投降。他们不死拼。为什么呢？原来美国的议会里只有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总想争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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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人类的明天。成人面前，不远儿就是坟墓；儿童的头上才有阳光。但是儿童不会自己长大，如一棵花草那样。所以，今天我们所给予儿童的只许好，不许坏；一坏便是民族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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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跃进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在跃进，真使人高兴！7月30日我参加了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亲耳听到来自全国各处的中、小学教师与学生用普通话朗诵诗歌，说快板与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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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运动已渐次普及全国各角落与各阶层，这是件了不得的事。北京的画家们也爱国不甘落后，组织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义卖所得，全数作慰劳中国志愿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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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编辑部早就约我写篇较长的文章，有种种原因使我不敢答应。眼看到暑假了，编辑先生的信又来到，附着请帖，约定在上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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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朋友现在还在北平受苦。这些人之中，有的是因为听到卢沟桥的炮声，而以为事情必不会恶化，所以就不慌不忙，不作出走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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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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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的新年与春节相距只有二十多天，一个月里过两次节，刚道完新禧就又祝贺春节愉快，真是一年开始，双喜临门，好不快活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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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关于但丁或莎士比亚的书籍，是可撑满一座图书馆的。拿破仑的传记，恰如鲁德未格所言，有如公墓上的碣碑！换句俗话，就是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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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活不大安定，时间上精力上都不允许我写长篇小说，所以从《骆驼祥子》“杀锅”后，就没有较长的小说问世。四年来，剧本倒写了几个，不是长于写剧，只是抽一点工夫，对付着能成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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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通俗化这问题，我们已听到看到许多的意见与言论。对于一事一理的讨论，自然是不厌其详的；可是设若始终在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上的试验，则言论必来回绕圈，渐觉枯窘；而有志于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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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有个最可喜的历史消息：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要英勇地站起来，争取他们应有的独立与自由。这个消息响亮如雷，奔腾如狂潮巨浪，无可抗拒！近来，我们高兴地听到古巴人民反对独裁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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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像过年。北京城里外，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处是一片欢笑。人人都知道、都晓得、都庆祝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又得到一次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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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友揍小工友一嘴巴，经厨房大师傅调解，未动刀，亦未至庶务课起诉。庶务主任探知校长夫人的娘家有喜事，急于煤火费下匀出百元，送去；并携桔子一筐，赠校长的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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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七七”，我们必定举行国民献金，这是当然的，因为献金是民气的测验，也是前后方痛痒相关，打成一片的最好的表现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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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找出说这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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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盲艺人讲习班今天结业。六十多位盲艺人，在严冬的三个月里，学习了政治思想，并学习了十段左右新曲子。从政府方面来说，在经济并不充裕的情况下，能照顾到向来没人管的“瞎子”们，真是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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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还是半殖民地的时候，在洋老爷与二洋鬼子之间广泛地传播着下述的笑话：两个洋老爷打网球，一个头戴红结瓜皮小帽的中国绅士在一旁袖手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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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盼作戏剧运动的朋友们注意下列的一些小事：（一）在剧情说明书上，在剧场内外，在任何可以利用的地方，都印上，写上：入场务祈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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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末旬，到安国县去了几天。这不仅是访问，而是建立亲戚关系；这次住的日子很少，以后还要再来学习，多住些日子，也希望多写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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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题材的剧本应当写，应当多写！当然，这并不排斥写历史戏等等。写，和能否写好，乍看是两回事，细看是一回事。老不写，老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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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索要稿子，给我很大的痛苦。我的心愿意“有求必应”，我的脑子可是必须“力求节约”。头昏与头晕，在这五年来，时常的使我不得不放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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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来到美国，到现在止，我只到过四个美国的大城市：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今天，就我初到美国所见所闻的感想，向各位作一个简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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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咱们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来推断，1958年应当是更吉祥的一年。让我们热情地互道新禧，精神百倍地建设咱们的社会主义吧！1957年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