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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本属荒诞。此诗所述亦凭臆造，无非欲借以描画诗人底人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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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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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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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还没有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有许多伟人也是这样；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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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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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傍晚，妻得到孔德学校的陶先生的电话，只是一句话，说：“齐可死了——。”齐可是那边的十年级学生，听说因患胆石症（？）往协和医院乞治，后来因为待遇不亲切，改进德国医院，于昨日施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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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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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母冯氏（1873—1918），绩溪中屯人，生于清同治癸酉四月十六日，为先外祖振爽公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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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行者站在灵霄殿外，耀武扬威的不服气。如来伸出一只手掌道：“你有多大本领？能不能跳出我的手心？”孙行者大笑道：“我的师父曾传授给我七十二般变化，还教我筋斗云，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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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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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北京市所属各区、各县，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文有武，数以百计。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就是唐代的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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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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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功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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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历史人物中，明代通州李三才的事迹，似乎久已被湮没了。这是研究地方史的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最近我同史学界的个别朋友，偶然谈起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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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二期于四月十一日出版，载有两篇儿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儿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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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日早晨，一个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悲观与烦闷之中，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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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借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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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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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鼓书词）刚才大山药唱了一段“奉天大鼓”，唱的真是字正腔圆。我们的东北四省，在六年前被日本鬼子抢去，东北同胞受尽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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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见则多怪，真叫人愁得慌！谁能都知都懂？就拿相对论说吧，到底怎样相对？是像哼哈二将那么相对，还是像情人要互吻时那么面面相对？我始终弄不清！况且，还要“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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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川白村著有两本论文集，一本名“出了象牙之塔”，又有一本名为“往十字街头”，表示他要离了纯粹的艺术而去管社会事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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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沬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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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珍！冷的我抖颤，冷的我两腿都抖颤！一只手擦着眼泪，一只手扶着被人踏伤的晶清，站在你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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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八度的天气，结着七十里路的坚冰，阻碍着我愉快的归路。水路不得通，旱路也难走。冰！我真是奈何你不得！我真是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便与撑船的商量，预备着气力，预备着木槌，来把这坚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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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和经验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我们常以为只有什么经验也没有的小孩子才会天真，他那位饱历沧桑的爸爸是得到经验，而失掉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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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司（Florence）最教你忘不掉的是那色调鲜明的大教堂与在它一旁的那高耸入云的钟楼。教堂靠近闹市，在狭窄的旧街道与繁密的市房中，展开它那伟大的个儿，好像一座山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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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小屋，墙角长着些兔儿草，床上卧着懒人。他姓什么？或者因为懒得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大家只呼他为懒人，他也懒得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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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我们人总以为思想只有智识阶级才有，可是这是不尽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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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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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