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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郑重的不厌其详的讨论，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热烈地鼓掌吧！跳起来欢呼吧！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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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请允许我宣布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教育工会、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日报社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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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本话剧，叫作《红大院》，已在北京上演。戏并不怎么好，可是很受市民的欢迎。剧中主要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种精神的便是进步人物，没有它的便是落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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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悲忆少年时！是的，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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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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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帮助了人们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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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有新旧二城。新城是满城，至今还住着不少满族人民。我到新城访问了两家满族朋友。第一家姓关。主人快六十岁了，还很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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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间，交通不方便，人们很怕到远处去，特别害怕到边疆去。就以内蒙古说吧，人们管它叫“关外”、“口外”或“塞外”。一听说到关外去，人们便怕起来，以为那里只有大片的沙漠，大片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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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十几年来，我得到不少参加招待朝鲜友人的机会！我珍视这种机会，而且每次见到来自这英雄国土的友人，都使我极为兴奋、愉快，并引以自豪！不论是在哪里，不论是在何时，中朝两国的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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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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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说搬家，我就知道麻烦又来了。住着平安，不吵不闹，谁也不愿搬动。又不是光棍一条，搬起来也省事。既然称得起“家”，这至少起码是夫妇两个，往往彼此意见不合，先得开几次联席会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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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因此，把交通事业办好，使出外的人不再望而生畏，实在是造福不浅。专就铁路来说，解放后这几年的进步真是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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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庄稼”歉收！我的“庄稼”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文学作品，就先说它吧：今年上半年我特别忙：很多次要的事情暂且不提，单说顶大的就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我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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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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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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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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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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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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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抗战，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有了显然的进步。单从文艺方面上说，虽然连文艺者自己也感到工作的不足，宣传的不够；可是文艺工作从来未像今日这样的紧张，与从来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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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苦痛，是我知道的事情太少。使我心里光亮起来的理论，并不能有补于创作——它教给了我怎么说，而没教给我说什么。啊，丰富的生活才是创作的泉源吧？照着批评者的意见去创作，也许只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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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茶馆里同朋友闲吹。算了算，我虽已练习写作十七八年之久，可是不过才出了二十本书。这二十本是：一、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猫城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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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总是在老家才够味儿。家中的酒含着喜气，异乡的酒只能钩愁！我的老家是北平。我可是已有廿年没在北平过年过节了。这廿年来，每逢佳节，特别是新年，我就分外的思念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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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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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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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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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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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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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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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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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三日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周年纪念日。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恐怕没有任何一部书能够正确而扼要地（且不提详尽地）介绍这些变化吧？何况我现在只打算写一篇短文啊，真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