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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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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我在中国社会上发现了几样主义。其一，是坚壁清野主义。“坚壁清野”是兵家言，兵家非我的素业，所以这话不是从兵家得来，乃是从别的书上看来，或社会上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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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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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昨天接待了一个学美术的青年人，他要我给他题字，我就写了八个字：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青年人要求解释这八个字的意思。他对这八个字并不感到陌生，但是他要求作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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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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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业问题的人，常常希望有那么一天，粮食能够大量地长在树上，使农业耕作大为简便，受水旱的威胁较小，节约大批劳动力而又能够普遍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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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把我国的阴历叫作农历，其实如果真有农民所专用的那么一种历本的话，倒完全应该是现在所通行的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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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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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3日到7月7日，我们几个朋友——金旬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儿子建午，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儿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绥铁路的全线，来回共计一千六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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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冬至以后，皆有“九九”之说，计算寒暑的变化。不过夏天人家不大注意，让它一天天的过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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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原诗写道：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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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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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住过六年，但只在东京一处，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明治时代的末期，在文学上已经过了抒情的罗曼主义运动，科学思想渐侵进文艺领域里来，成立了写实主义的文学，这在文学史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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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欧洲学术史的人知道科学方法不是专讲方法论的哲学家所发明的，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所发明的，不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培根（Bacon）、密尔（Mill）一般人提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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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字数的限制，上期讲西红柿未能讲到“人生于世”，或西红柿与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故须再谈。不过呢，这次还是有字数的限制，能否把西红柿与人生于世二者之间的“然而一大转”转过来，还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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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达尔文尺牍全文发表，关于宗教问题，证明他是无神论者。西洋的无神论者，除唯物论的共产主义者以外，甚为难得，有话也不能发表，或者隐藏一点，变成“不可知论”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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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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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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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兵败麦城，虽然首级给人拿去招安，可是英灵不散，吾舌尚存，还到玉泉山，向和尚诉冤，大喊什么“还我头来”！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万想不到我现在也来发出同样阴惨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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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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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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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牛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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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我从小园南部的梅丘上掘了一株直本的金银花，移植在爱莲堂廊下的方砖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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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很厌恶蛇，所以忌讳说它，称之曰长虫。这有如唐宋人说老虎，改称它作大虫。本来是由于唐朝的避讳，但宋朝以后的小说上也都沿用，这个理由以色列人有很好的说明，便是夏娃的走出乐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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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资产阶级的老祖宗是海盗出身。那时候他们的所谓做生意，老实说，实在是很浪漫谛克的：一只手拿着算盘，一只手拿着宝剑，做生意做到那[哪]里，也就是抢到那[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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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偶然翻阅了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觉得这一部书虽然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有片面颂扬过火的地方，对于元祐党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但是这一部书毕竟反映了宋代政治方面的不少材料，有一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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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西的《农业管窥》里有一节话，说农谚与气象和社会有关系的，觉得很有意思，抄录于下：“如广西的谚语，一日东风三日雨，三日东风无米煮，和有些地方的，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雨沥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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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觉到不安。在大陆上的时候，我也常常替找我演讲的机构、团体增加许多麻烦：不是打碎玻璃窗，便是挤破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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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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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理斯在《道德之艺术》这一篇文章里说，“虽然一个社会在某一时地的道德，与别个社会——以至同社会在异时异地的道德决不相同，但是其间有错综的条件，使它发生差异，想故意的做成它显然是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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