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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就是死也死得“高人一等”。这固然不错。但是，诗，始终是给活人读的。为什么诗人爱用活死人的文字和腔调来作诗呢？中国古文和时文的文言，据刘大白说，是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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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摩里斯·纳明阿斯，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原子核能》。这本书的第一章说到古代人研究科学理论的时候，有如下的一段话：除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以外，其他古代民族都只对实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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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到苏州网师园中去蹓跶一下，走进一间精室，见中间高挂着一块横额，大书“殿春簃”三字，就知道这一带是栽种芍药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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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脑里想，在自己的宅子里说；或者和情人谈谈也不妨，横竖她总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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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记之二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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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中国可亡乎？予不答。其妻复以问；尊女性，乃答之。中国古伟之邦也，以盘古为“起点”，居世界之中心。物则广有，鱼鳖虾蟹，酱醋油盐，葱蒜大烟，一应俱全，民亦秀哲，往往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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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称老虎是百兽之王，在《战国策》里“狐假虎威”的故事中便已这么说，后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也解说虎字云：“山兽之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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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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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艺术，腐朽、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呢？近几年来，人们从西方的一大批充满凶杀事件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以及用打滚、胡闹的法子创作的绘画和音乐等“抽象派的艺术杰作”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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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六月九日离纽约。十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在绮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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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加生产。一是跟我父亲种菜，二是跟我哥哥去学理发，三是在农场的公共食堂里当炊事员。我想了又想，我家没人读过书，只我一人现在初中刚毕业，干么又回去生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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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收拾旧书，发现了前几年为某半月刊上所作的一篇短文，题目是《青纱帐》。文中说到已死去十多年的我的一个族人曾为高粱作过一首诗，诗是：高粱高似竹，遍野参差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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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有种种说法，但是总括看来，只有两种说法是真有区别的。一种是把“不朽”解作灵魂不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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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仪式完毕之后，你们就被列入少数特权分子之列——大学毕业生。今天并不是标示着人生一段时期的结束或完毕，而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一个真正生活和真正充满责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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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认为，所谓创作的灵感是唯心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灵感。这种认识对不对呢？在一切文艺创作活动中，究竟要不要灵感呢？应该承认，过去有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确是把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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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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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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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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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青城山去！”春假以前，许多人都这样嚷着。教书生活之腻人，凡是教书的人都有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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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画家近来正在谈论：某人的画变了，某人的画还没有变。听见他们的谈论，在我们这些外行人心里，总不免觉得有点纳闷。究竟他们所说的“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变”？怎样“变”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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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呀，请你祝福我，帮助我驱除览稿之念，好让我平安地过活，把你的爱女养大成人。她，是你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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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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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暮色苍茫中，我们到了黄龙滩。“黄龙滩”！好名色，为什么叫黄龙滩呢？这颇引起我们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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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许多书，没有好好读；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过些日子又忘了；偶然要用，还要临时翻阅，自己常常觉得可笑。这种情形别人不了解，总以为我有什么读书的秘诀，不肯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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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求光和热的本质，我独自乘了一个小小的气球，向光的方面飞去。这气球不大，不小，恰容我一个人；不轻，不重，恰载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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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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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渐凉，王母暴已过，我年例常患枯草热，也就复发，不能做什么事，只好拿几种的小话选本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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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开春未归，春归正值花盛时”，这是宋代曾巩咏山茶花句，将山茶开花的时期说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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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怀琛“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被人家偷去了。”“偷去做甚么？”“当镜子照。”小孩子天上半个月亮，我道是“破镜飞上天”，原来却是被人偷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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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