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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的花树果树，按时按节乖乖地开花结果，除了果树根上一年施肥一次外，并不需要多大的照顾；我的最大的包袱，却是那五六百盆大型、中型、小型、最小型的盆景盆栽，一年无事为花忙，倒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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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失去一件心爱的东西。幼年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纸匣里藏着我最爱的物件——一块红玉般的石子，一只自己手制的磁假山……我时常想，假如房子起火延烧起来，不用踌躇的，第一，我便捧着这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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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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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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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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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土地，登时就感觉到所有古今中外诅咒战争残酷的文字，在平时读起来尚有酸辛味道的，在此刻，简直不够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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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曾经通行过几年，当时甚至于将军和绅士都为着要变成忠实同志或是“革命军人”起见，也高喊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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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本题名为《三十六计》的油印小册子，据说原书是一九四一年从陕西邠州一个旧书摊上发现的，后来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翻印。原书是手抄本，题下注有“秘本兵法”字样，著作的年代及著者姓氏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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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说人生好像也有一条过程似的：坠地呱呱的哭声作为一个初的起点，弥留的哀绝的呻吟是最终的止境，那么这中间——从生到死，不管它是一截或是一段，接踵着，赓连着，也仿佛是一条铁链，圈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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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读了苏东坡这两句诗，不禁神往于三万六千顷太湖上的洞庭山，又不禁神往于洞庭山的名橘洞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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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大师余杭章太炎先生的灵柩，已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从苏州的墓地上起出来，运到杭城，安葬在西湖上了；从此黄土一抔，与西邻的张苍水墓同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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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城东中由吉巷底有一所古老的殡舍，名昌善局，也是善堂性质的组织，专给人家寄存死者的棺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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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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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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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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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年买到一个日历，大洋二角五分，上印“上海魁华书局印行”，内容看不清楚，因为用薄纸包着的，我便将他挂在柱子上。从今年一月一日起，我一天撕一张，撕到今天，可突然发见他的奇怪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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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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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它们在雨天里，就像同在夜雾里一样，是那么朦胧而且又那么宁静！好像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够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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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弟弟，道路是这般泥泞，我们怎么能够前进？啊，这是什么城市，这市街是叫作什么名字？我是疲倦，如在梦中一样地拖拽着我底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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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也是有主人的。对于有些人这是世纪末；对于另外一些人这也许是世纪初——黄金时代的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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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国演义》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而对于张飞，多半都笑他有勇无谋。古来许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谋的高下，作为衡量和选拔属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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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别费话！”“少说费话！”都是些不客气的语句，用来批评或阻止别人的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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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上帝面前，忏悔这如焚的惆怅！朋友！我就这样称呼你吧。当我第一次在酒楼上逢见你时，我便埋怨命运的欺弄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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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英送我归家的路上，他曾说这样料峭的寒风里带着雪意，夜深时一定会下雪的。那时我正瞻望着黑暗的远道，没有答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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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红是什么？原来就是冬至节边煊赫一时的象牙红。它有一个别名，叫做猩猩木，属大戟科；虽名为木，其实是多年生的草本，茎梢是草质，不过近根的部分是木质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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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十九岁起，卖文为活，日日夜夜地忙忙碌碌，从事于撰述、翻译和编辑的工作。如此持续劳动了二十余年，透支了不少的精力，而又受了国忧家恨的刺激，死别生离的苦痛，因此在解放以前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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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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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晌午大风雨。看晚报，已有纪念这纪念日的文章，用风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报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实，且看看那些记事罢——（中央社）南京十八日——国府十八日晨举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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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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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廷石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
